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氐部族自然属于生活在巴蜀地区的氐人，而巴蜀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易守难攻的风水宝地，并且物产丰富，地域富饶，所以在我国历史上每逢天下大乱的时候，往往占据蜀地的军阀都能够建立一个割据政权，在成汉立国之前，就有刘备割据巴蜀地区，延续汉祚的先例。尤其当西晋王朝内部纷乱不断的时候，统治巴蜀地区的益州刺史也想效法刘备，但最终被李特之子李雄所领导的起义军所攻灭，蜀地也就掌握在了李雄的手中，因为蜀地有得天独厚的立国条件，成汉政权也就建立了。由此可见，成汉立国有巴氐部族的李特家族阴差阳错的成为了流民的领袖的因素，但是在氐族人口暴涨，西晋王朝内乱的背景下，汉化最早最深的巴氐人李特李雄父子成功的领导了流民的起义，占据了有立国条件的巴蜀地区，建立成汉政权，也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
巴蜀地区其大致范围就是我们今天的四川，古时候也称为益州。我自始至终认为，四川这个地方是上天赐予我们国家的一个风水宝地，其地域险要，身处内陆，却又物产丰富，占据我们国家最主要的两条水路黄河和长江的上游，在乱世完全有可攻可守的地利条件。而且作为我们国家的一隅之地，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却又在西南腹地。从战国时期秦国攻灭蜀国，占据四川地区，也就拥有稳固的大后方和大粮仓，为其统一天下，提供了物质基础。一直到我国的封建社会结束，四川地区始终属于中原王朝的大后方，大粮仓。在中原王朝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之时，四川地区常常处于一个独立王国的状态存在，即使到了近代的日本侵华时期，四川地区则作为全国的大后方而支援全国，出川抗战的四川军民达到了几十万之多，而且日寇侵华十余年，始终未能踏进四川半步，中华民国政府都迁都重庆，以避日军锋芒，可见四川对于我们国家来讲的重要程度。
四川地区北有秦岭，西有横断山脉，东有巫山，南有云贵高原，是一个海拔较高的大盆地，自古以来周围的敌对势力
相对较弱，仅有占据北方关中地区的中原王朝能够有力量，有实力通过汉中地区进入四川盆地，对其进行统治。一旦中原王朝内乱迭起，狼烟遍地，那么占据四川地区也就成为了想要立国建邦的乱世枭雄们的不二选择，三国乱世的蜀汉，十六国时期的成汉，五代十国时期的前蜀，后蜀，明末的大西政权，无不是占据巴蜀地区而建国。但是这些割据政权往往都没有一个长久的国运，探究其原因，巴蜀地区的先民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跟游牧民族与我们先民的关系是绝对不同的，当中原王朝趋于稳定，巴蜀地区的人们也自然非常愿意重回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而且面对中原王朝，巴蜀地区即使再富裕，也不可能以一隅之地对抗繁盛的中原王朝，还有就是巴蜀地区虽然地势险峻，但绝不是无缝之蛋，而且偏安蜀地的统治者常常因为蜀道之难而麻痹大意，肆意妄为，最终众叛亲离，被奇袭灭国，这也就应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古训。
十六国时期，当李雄占据蜀地之后，面对西晋王朝即将分崩离析，建立成汉政权也是李雄的首要选择，但是，作为氐族人群来讲，能够在这一时期第一个自主建国，实际上也是民族融合的必然趋势，因为巴氐部族的汉化程度最高，那么由氐人作为建国称帝的表率，也是十六国时期，一个很好的历史开端，同样也吹响了民族融合的号角，听到氐人建国称帝的号声，匈奴贵族刘渊也自然而然的响应起来，带领着同样汉化程度比较高的匈奴人建立了自己的封建帝国。
我一直这样认为，在十六国时期各个游牧民族自主建国，称王称帝之时，其实就是拉近了他们与我们汉族地主阶级的距离，走进了汉族先民之中，名义上是某某族建立的某某政权，实际上都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儿女所开创的宏伟基业，虽然他们在文化礼仪制度上并不能够与我们的汉族先民达成一致，但是在面对自己政权中的芸芸众生，游牧民族的统治者们即使不愿意主动进行民族融合，但是，他们也必须得想尽办法的去学习我们中原王朝的文化礼仪制度，来维护自己民族的统治，这又恰恰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我们汉族的先民。
成汉政权在李雄主政时期，算是比较稳定阶段，整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与后赵帝国，西晋王朝一样，既有贵族地主阶级也有士族地主阶级，所以成汉的内乱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况且巴氐部族即使汉化程度再高，成汉的皇室与汉族先民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而且作为统治者，他们也必定受到汉族先民的仇视，其国内的矛盾在英明的皇帝李雄在位期间比较缓和，但李雄去世之后，由于成汉政局混乱，各项矛盾开始爆发，成汉的灭亡也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