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包小包的行李，连桌椅板凳都叫我们搬上船。水师的师船，不去打仗，和那些被强征来的民船一起，一船一船的把老爷们的小老婆大老婆、少爷小姐、金银财宝都运到梧州去了。袍泽们累死累活给他们当苦力，还要被他们的管家叱骂，有的人因为不慎摔坏了东西，就被打得死去活来。我们哪里是朝廷的士兵，不过是一群将官们的奴才！
为了让老爷们搬家，官儿们叫我们在码头和江面上拦截民船，一纸钉封文书就把老百姓的船只抢过来，任你哭，任你求，都是铁石心肠，再啰嗦就直接一刀砍了，砍完了还要悬首示众，说是“髡贼细作”。
后来，又叫我们到四乡去征发民夫――不是为了打仗，而是重载的船只溯水而上很慢，必须有纤夫拉纤。这些民夫就是去给老爷们拉纤的。
这事原是肇庆知府和高要县令的事，但是上面嫌他们征夫不力，叫营兵们都去征。大家到了村落里，开始还叫牌甲和保长出面，每户出一丁或者几丁抽一。当官儿还可以趁机勒索些油水。到后来百姓见我们来就跑，再也征不到丁了，大家也就不管什么保甲了，见到男人就抓。上到六十下到十六，谁也不放过。有反抗的就直接砍杀了说他们“通髡”。有些兵痞趁机**掳掠，一时间四乡鸡飞狗跳。再后来，有寨墙的村寨根本不给我们开门了，甚至用土炮鸟铳向官兵开火。有一次还直接打死了个总旗，死了就死了，也没人过问。
当时社会上的混乱情况，现在的人难以想象。就说一桩我印象最深的事情吧。
广州府光复之后，从西江下游，珠三角一带逃来了很多难民。他们大多是各地的官绅富商们，也有许多听信谣言，略有薄产的百姓。以为逃到肇庆的总督驻地会安全些。都是拖家带口，带着细软乘船逃难。招募来的水勇，很多过去都是江上的水匪，他们和水师的兵痞勾结起来，在羚羊峡里拦截从三水一带逃来的船只。**掳掠一番之后，把人全部杀掉，连女人和孩子都不放过。我亲眼看到有个兵痞打劫回来之后，得意洋洋的抓着一把金银首饰向我们炫耀，里面夹杂着许多长生锁片，上面还粘着血。
这样惨无人道，杀戮妇孺的暴行，当时居然能引起许多袍泽的“羡慕”，许多种了一辈子地老实巴交的兵丁，就这样被诱惑走上了杀人抢劫的道路。有几个我儿时的玩伴就此沦为兵匪，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最后不但把命送了，还连累了家属沦为匪属。旧社会它不仅会吞噬人的生命，还吞噬了人的良知。
这种混乱黑暗的日子我愈发过不下去了。于是我更期待伏波军的到来了，天天数着日子，恨不得明天伏波军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下肇庆，把那些硕鼠们一网打尽。
黎明前的黑暗总是短暂的，在广州解放一个多月后，新历4月2日那天中午，鸡仔叔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伏波军准备打肇庆了！叫我做好准备，“千万不要给朝廷陪葬。”我说：“鸡仔叔你放心，我都记着呢。官儿们叫我去冲锋，我就跑得慢慢儿的，等官军败了，伏波军一打过来，我就马上放下武器举手投降。”鸡仔叔见我都牢牢地记着，放心地点了点头，又忙他的去了。我赶紧去串联几个一起去当兵的同伴，把投降的事情都商量清楚了，他们一致同意不能给伪明当局殉葬，到时怎么做唯我马首是瞻，只要活着回家就行。说实话，我不管在伪明还是伏波军，我都是个军人。作为军人，打都不打就举手投降毫无疑问是耻辱中的耻辱，再怎么粉饰也是徒劳。可我从来不为我当时可耻的投降决心而后悔。作为自省的结果，我敢说，我参加伏波军后，在战场上再也没有后退过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