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能收到钱，开埠选择何处他并不在意。当即赞许道：“温卿果是老成持重之言。”
“谢万岁。”温体仁趁机又禀告说此事涉及外夷，事体重大，不妨明发谕旨，令六部九卿并沿海各布政使议处上奏。
“温卿所言极是。此事须得慎重。”皇帝点头，“就依卿所言，明发谕旨。”
温体仁回到府邸之中，回想着今天的召对。原本召对并无什么特殊之处，最奇怪的便是这个不知何处而来的“上奏”。
尽管他推测此事是太监所为，但是回来细想。事情似乎又没这么简单。
温体仁虽然并不勾结太监，但在宫内亦有相当的人脉，以便及时掌握内廷消息。若是真有人意图谋取关监之职，绝不会一点消息都没有。
莫非不是太监，而是另外有人密奏？温体仁想到这里，叫来了一个亲信长随，轻声嘱咐了几句，让他立刻去见一个太监，打探消息。
不过，这并不是眼下他最要紧的事情。温体仁的政治嗅觉十分之灵敏，自打他入阁以来，树敌甚多，这些政敌眼下正在合流，谋划着把他赶出内阁，而皇帝，隐隐约约也透出了对他的不满。
圣眷一衰，不但仕途难保，连性命只怕也有忧。温体仁自打知道东林－复社正在谋划推周延儒复起起，就已经预感到自己的脚下开始摇摇欲坠。
他想除掉周延儒，只有兴起大案，正如当时为了排挤文震孟构陷庶吉士郑鄤。但是要周延儒此人虽然劣迹斑斑，却没什么要命的把柄可以抓，且他已经辞官归乡，除非构陷其谋逆，而谋逆大案势必要牵扯到厂卫，他并无把握能让曹化淳、吴孟明按自己的心意办事。
怎么办呢？思来想去，既然力推周延儒复出的是东林－复社，翦除其羽翼也是一种方法。这几年在他的运作之下，东林在朝中已经势力大减，真正有能力兴风作浪的，是起之秀复社。
复社号称小东林，在政治主张和成员上有许多重合之处，但彼此也有区别：一是复社更加注重把持科场，提携门人；而东林只专注于朝廷内部的斗争，对科场不感兴趣；二是复社在更注重控制地方，而东林的重点在中央。
由于复社在掖进门人弟子方面“不遗余力”，大有把持科场之势，出现了“中式者皆复社之人”的现象。
这样一个团体的存在，即使它什么不干，也主意使温体仁这样的权臣芒刺在背，何况它还是自己的敌人！
因为东林的关系，温体仁早就与复社早就势如水火，崇祯六年六月，温体仁当上首辅后不久，他的弟弟温育仁指使宜兴人吴炳作了一本《绿牡丹传奇》，影射复社的各种丑恶现象，温育人还命人将此书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四处演出。
此事闹得很大，惊动了张溥和张采。二张为此专程奔赴浙江，会见了提督学政黎元宽。黎元宽随即下令毁禁此书，并追究作者责任，将温育仁的家人逮捕入狱。此事过后，温体仁第一次意识到张溥的实力，他虽然已经下野了，却仍能遥控朝政。便下决心要铲除复社。
这年秋天，太仓歉收，二张写了一篇《军储说》，对救荒政策发表议论。苏州府推官周之夔指责二张“悖违祖制，紊乱漕规”。周之夔是福州人，亦曾加入过复社，与东林的钱谦益、瞿式耜友好，主讲过垆册书院。他因为自己名气高而自负，不被复社其他成员所接受。后与张溥结怨。
然而他的弹劾并没有起到作用，到了崇祯八年七月周之夔被罢免。周之夔认为自己下台是复社运作的结果，十分气愤，于是写了一篇《复社或问》，对复社和二张进行控诉。九年五月，太仓人陆文声又控告二张“倡复社，乱天下”，温体仁趁机周之夔和陆文声的控告送有关部门审议，想借机兴大狱。
但是温体仁显然错误估计了“通天教主”的势力。提学御史倪元珙、海道副使冯元飏、太仓知州周仲连拒不执行命令，不惜降职，进行保护，使温体仁的计划遇到了挫折。
这件事使得他对复社的能量有了充分的认识，也因此坚定了要铲除复社的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