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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胜负的是人, 而不是物, 无论是国战，还是心理战。——毛赵氏
骨髓穿刺检查结果出来了，结合其他各项检查报告, 经专家会诊，陆淼被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 l1型。此类型在儿童急性白血病最为多见，而四岁正是发病的高峰期。
这应该是最艰难的一个新年了, 整个陆家都弥漫在低压氛围当中。王丽玲更是经受了失去母亲和儿子重病的双重打击, 终日以泪洗面，却还要硬撑着，强打精神, 陪同儿子接受进一步治疗。
陆庭远也仿佛一夜间苍老了许多, 身心俱疲。尽管小儿子还在住院，病情仍不明朗, 但身为国家高级公职人员, 他不得不去处理繁复的公务，该开的会还是要开，该出的差还是得出。
——“我不建议动辄就给要孩子做造血干细胞移植，从临床角度，高危或复发的病人才需要考虑这种做法。这是没有选择的办法, 是最后不得已而为之的措施。我很理解你们身为家长的心情，但切忌操之过急。我们必须根据患者的身体的各项指标来确定进一步的治疗方案。”
——“明天会安排再做一次血常规，如果孩子外周血白血病细胞每微升大于1000, 也就是说出现强的松不良反应的话，移植手术基本可以提上日程了。但要不要做手术，首先还是要看治疗后的反应，是否对化疗敏感。不过你也不用过于担心，就目前检查结果来看，还没有出现明显影响预后的危险因素，整体情况还是不错的。”
虽然不太待见王丽玲，但孩子是无辜的。身为主治医生，吴主任还是相当专业的，提出的意见也极为中肯。
一语成谶。
经过七天的强的松诱导试验，陆淼体内的白细胞不降反升，外周血白血病细胞居高不下，突破临界值，即定为强的松不良反应者，属于高危all患者。
这一结果无疑是雪上加霜，让所有人情绪都不由跟着低落，今年北京的冬天似乎格外冷。
各种化学药剂大量摄入，身体的各项机能出现紊乱，面黄肌瘦。头发也被剔去，如今的小光头带着口罩静静地躺在那儿，叫人如何不心疼？
过去人们一听到“白血病”三个字，往往便会联想到“骨髓移植”。但由于现代医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传统定义上的“骨髓移植”已经不完全准确。事实上，骨髓移植只是造血干细胞移植的一种，而捐献骨髓不过也是为了从骨髓中提取造血干细胞罢了。
按现有的医学手段，造血干细胞可以从骨髓、外周血干细胞和脐血干细胞中大量获得。目前应用得最广泛的便是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华骨髓库现今也主要采用这种方式为捐献者采集造血干细胞。
作为陆淼的亲生父母，王丽玲和陆庭远都接受了hla配型检测，但结果均不符合。中华骨髓库方面暂时还没有传来消息，这个时候已经不能用“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来安慰自己了，但除了等待，其他什么都做不了。
陆淼现阶段还在接受化疗诱导缓解治疗，化疗的副作用有多大，谁心里都清楚。浮肿的小手上满是细小的针眼，连呼吸都似乎变得那么轻，轻到令人害怕。
作为陆淼同父异母的哥哥，尽管陆沛很可能和陆庭远一样hla并不适合，但所有人还是寄希望于他，不试怎么就知道不合适呢？
可是，陆庭远却不知道如何开这个口，他没把握能说服这个从不听他话的大儿子，正想着是不是从儿媳妇那儿着手解决。而王丽玲倒是很直接，她已经没办法想太多了，救儿子比什么都来得重要。
王丽玲找上门来的时候，只有赵曼曼在家。其实不用她开口，赵曼曼也大概知道她为何而来了。其实她也已经在陆沛那儿探了好几回关于移植的事，但每次他都一副兴致缺缺的样子，什么都不说。昨晚她甚至还跟他闹了脾气，骂他自私，冷血无情，结果陆沛却只反问了她一句——那你后悔了吗？
说完就进了书房，直到很晚才回卧室，第二天一早又出门了。赵曼曼那个气啊，可要说后悔了吗？也没有。所以当时她被他那话给问蒙了，事后想想真是闹心。她实在是想不通，前一阵不是看着他对陆淼也比以前亲近了么？而且现在是救人命的时候，他怎么就能这么狠心的？
赵曼曼给王丽玲倒了杯茶，两人坐在沙发上，没话说的感觉还真尴尬。偷偷打量了两眼王丽玲，虽然感觉很怪，但不管怎么说，她也是她名义上的婆婆。这个四十岁的女人原本很注重自己仪表，打扮起来看上去不过三十出头。可就算现在不施脂粉，不修边幅，但仍不失风韵。
原本沉默着的王丽玲却忽然开了口，似乎是在对赵曼曼诉说，但更像是沉浸在她自己的回忆当中自言自语：“ 我父母原本都是印刷厂的工人，我上初中那年我父亲就得胃癌去世了。家里一下子没了支柱，光靠我母亲一个人那点儿收入只能维持家里日常生计。。”
“本来我该辍学去打工的，但我母亲说什么也不让。我哥成绩不好，初中毕业就没上了，吃了太多没文化的亏，在外地打工也只能干些粗重的体力活。我母亲觉得我读书好，不能废，她也不想我跟他们和我哥一样，她说我以后肯定有出息。后来我就拼命地读书，从我们小县城考到市里，再考到北京来。”王丽玲静静地说着那些尘封许久的记忆。
“就在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印刷厂倒闭了，母亲也下岗了。想着乡下的奶奶年事已高，需要人照顾，而我上大学需要一大笔钱。我母亲便把我们县里住的那一小套房子卖了，搬回了乡下和我奶奶住，家里的几亩田也交给她一个人打理。我母亲以前虽然只是个工人，但是从小也是在县里长大的，没干过农活。看她一把年纪了还要佝偻的背，顶着大太阳在地里干活，也没有男人帮衬着，我心里特别难受。那时候我就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好好读书，干出点儿成就来，让她老人家以后能安享天年。”
说到这里，王丽玲略有哽咽：“大学毕业我就考了公务员，那时候竞争没有现在这样激烈，而我又是大学生，所以一切还算顺利。但那时候才分配到单位的我只是一个小科员，工资也不高，只能每个月省吃俭用寄些钱回去。后来干了几年，提了干，单位里也分了一套房给我，我就想着把母亲接到北京来。但说了许多次，她就是不愿意，说小地方呆惯了，哪里都熟悉，而且还得照应着奶奶和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