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战士入党指标很少，而且我们是个新建派出所，与西泽派出所合建一个支部，那就更难。
拍好集体照，召开欢送会，大家逐个临别留言时，邱士良引用了《红楼梦》里的一句对白：
“人生少聚多别离，…”
不曾想那句话令曾根友当场两泪纵横，忍不住扒在桌上发出了男人少有的哭声。
我理解这泪水不仅包含了整整4年的战友情谊、对部队的留恋不舍，还有一份历尽百般努力不达目标的失落，和对无法预知的未来的纠结不安。
大家心里都明白，留下不走的，基本上不是提干部就是改志愿兵，就不会再回农村。
果不所料，没过多久，提干的命令分两批陆续下达，留下的4个捌零年入伍的老兵都提拔为现役干部。
邱士良和沈国兴继续留在所里。
钱法根命令下到高塘派出所，又到了徐智强所长的手下。
王国民命令下到爵溪派出所，去了老治保徐正财工作过的老单位。
不过他们俩没当即去新单位报到，而是直接抽调去县公安局帮助工作、集中办案。
那时面对这么多的收捕对象，光靠预审股的那几个民警根本忙不过来，只能各单位抽人。
没过多久，我当班长的命令也经大队核准下达，四个来自温岭的新兵也补充到了所里。
我成了十四个战士的“兵头”，部队严格规范的行政管理和当时面临的繁重的公安工作任务，双重重担有很大一部分压到了我不满20年的年轻肩膀。
好在有领导们的有力支持，以及战友们的大力配合，我没有让大家失望。
我已完全从考试落榜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所里里外任何事我都冲在最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