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阎行并没有在西北边界城邑布置重兵，之后更是因为张济的弘农大军入侵，河东郡在东面、南面同时作战，又调集舟师顺流而下，在郡中各县抽调走了大部分兵马，使得西北边界城邑的防务更加空虚。
这才给了匈奴人趁虚入侵的机会。
严授、贾逵、裴徽、乐详等府中大吏、掾史，在商议过后，都认为应该增加驻兵，加强西北边境的城邑防务，一面加固城墙、修建烽燧，一面远派斥候、训练民众，以防范西河郡境内的匈奴人对河东郡的入侵抄掠。
徐琨、杨丰、阎兴等武将，则认为于夫罗这伙匈奴从太原进入西河，人马疲困、粮草不济，又轻启边衅，应该予以重惩，提出踊跃用兵、御敌于外的策略，想要发动大军，消灭于夫罗这一伙流亡在外的匈奴人马。
于是，在郡府大堂上，“慎战派”的文吏与“勇战派”将校就多了一场激烈地辩论。
严授认为河东今岁的用兵数量、规模已经超过原本的预计，在河内、河南、河东、弘农多地的鏖战，以及战后的抚恤赈济，所关涉到的各项粮谷财帛的支出，已经使得河东的府库入不敷出，需得损来岁之有余，补今岁之不足，才能够勉强补上这几场战役带来的巨大物资、人力消耗。
这还是建立在来岁不会再出现今岁这般大灾年的条件下。
而劳军远征，进入西河郡内，去消灭于夫罗这一支匈奴人对于眼下的河东郡而言，毫无益处。
在人口上，如狼如豺的匈奴人不能够为自己所用，想要诛灭则会耗费粮秣辎重，折损人马，任由逃窜则难免会被其卷土重来、试图报复。
在土地上，废弃的西河等郡，就算短时内收复了，可没有后续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支援，也无法长远守住。
至于巩固领地的措施，如果只在距离河东腹地遥远的边地上，屯驻兵马，而不迁徙民众大规模屯田聚谷、筑城掘井，那这种长途粮草转运，绝不是三河之地的仓禀、民役可以承担的。
如果是实行筑城屯田、徙民实边的策略，那都是需要倾一国之力才能够办到的事情。以目前河东以及不久前取得的河内、河南地的处境，吸纳流民、充实人口还唯恐不够，又哪里有多余的人力物力去收复失土、开垦河套。
更何况，劳师远征的结果，更多的是无功而返，亦或是大败而归，匈奴人虽然虚弱，但也不是愚昧木讷、任由河东兵马屠杀的草人，他们也会战斗、也会远遁，如果不能够一举击破匈奴人，那么这一遭的远征，不仅是徒劳无功，还会严重影响到了河东边境的安全和后续的军政。
所以按照量入计出、宽政料民的原则，严授希望阎行能够量力而行，选择稳妥实际的增兵驻防，而不是冒险地劳师远征，那对于河东而言，并非稳妥上佳之策。
相比起严授等人的顾虑重重，将校们则没有诸多束手束脚的考虑。其中以徐琨最为激进，他坚持认为今岁大饥，匈奴人也遭受了严重的蝗灾、旱灾，已经是强弩之末，若是贪图一时的安逸稳妥，不抓住战机，趁机将他们一举平定，那么恢复过来元气的匈奴人就会不断入侵骚扰河东境内。
匈奴人劲弓快马，奔击袭扰，到时候，河东的北境屡屡烽燧告急，得分出多少人力物力去防备这些趁虚而入的饿狼，又哪里还有心思精力去图谋西面的关中，经营东面的河内、河南地呢。
当然，在徐琨的心中，也有着自己的一番私心。他投奔阎行之后，急于在河东军中站稳脚跟，尔后出掌兵马，因此一直踊跃用兵，可惜不管是还定河东、西河拒敌，还是在攻取河内、击败弘农的多场大战中，因为阎行麾下已经有了甘陵、徐晃、曹鸢、翟郝、魏铉等一众将领，故而徐琨远远还捞不到大功，距离出掌兵马的目标也还远着呢。
眼下连赵鸿都能够担任盐铁都尉，协助郡丞严授掌控官营河东盐铁，还统率有五百盐铁吏卒，而自己一个奉义校尉，却只能够在临战时获得统兵之权，战后即如同白身一般，供列于幕府麾下，当一个有名无实的校尉而已。
这种情况，徐琨如何能够忍受。因此他急于击败当下自己的这种处境。
而远征匈奴人，则是自己最容易抓住的一个机会。
故此，徐琨比起其他将校，还要更加积极踊跃三分。
对于大堂上的文武异议，高踞上首的阎行倒是迟迟没有表态，而是暂时停止了这场争议，宣布此事容后再议。
阎行隐晦不明的态度，让据理力谏的严授心中急躁，河东从最初的推行屯田、大兴水利，到了今下的政通人和、百废俱兴，都浸透了入河东以来宵衣旰食的严授一番心血。
严授可不想河东的一番基业，因为这些将领的好战、危战而毁于一旦，他还想再行劝谏，可是阎行已经起身转入侧室，这让他无言倾诉，只能够气愤地当先走出了大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