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五百人换得鞑子五千多人的战果，已经让孙承宗非常震惊了。
军议后，苏杭率部退回辽南，辽西军队退回到辽河以西，回到了此战之前的状态。
提振辽西士气，向朝堂报捷，升赏，一切都按照规章程序在走，但锐勇军要求拨付弹药武器，山海关方面只拨付了要求的一半数量。
锐勇军将预备役转成营兵后，按说应该按照两万五千八百人给付军饷，但山海关方面依然是按照此前的一万两千人给付，此次报了一千五百人的死伤，给了抚恤后，此后给锐勇军的军饷便按照一万零五百人给付。
苏杭没有抗议，一切水波不兴，似乎完全正常，只有彼此心里明白嫌隙已经产生，通过这件事，苏杭已经确认，辽南军户转民户必是孙大人手笔。
战后，孙承宗要求辽西部队必须严格加强训练，不得懈怠。
……
晋商的兴起，与明朝的北方边防有关，明初为防蒙古入侵，在长城一线屯驻大军，基本上依靠屯田自给自足。
但当地土地贫瘠，收获不多，士兵又不能集中力量耕作，因而粮食不足，而募兵逐渐增多，交通不便，军饷成为重大问题。朝廷于是依赖华北各省的**、或漕运，或采取纳米赎罪等方法。其中开中法作用重大，召请商人把军粮（米、麦、豆草等）运到边境，给予盐引，并在一定范围内贩卖。
晋商在黄土绝壁间，开凿土窑储藏谷物，土窑干燥，可保存谷物数十年，而可以避过盗匪的劫掠，山陕商人最善于利用这种地理条件来保贮粮食。
晋商通过经营边防军需物资起家，通过运输军粮获得“盐引”和银两。明代中期，盐业制度由“开中制”改为“折色制”，“折色制”是指将盐业经营权给了另一批商人，商人在内地就可以拿钱买盐，然后运到各地去卖。
由于山西南部平阳、泽、潞等地有盐池，卖盐、取盐都非常方便，之后，由于山西籍官员王崇古和张四维等的努力，允许明朝百姓和蒙古、女真等其他部落、国家与地区做贸易，晋商的事业转向对外贸易，开始迅速发达起来。因此累积大量资本，形成了晋商，故有“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以后，山西商人又以华北为地盘，进出于江南，与徽商相竞争，借开中法积累资本，再经营金融业经营绸绸与棉布买卖，贩运到各地。势力甚至伸张到四川。
明末后期,晋商大量走私粮食，衣物，炊具，以及明王朝所禁止的金属与火药到蒙古和后金政权，甚至包括后金入侵中原所需的军事与战略情报。作为回报，后金政权则以人参、鹿茸、兽皮与从中原劫掠的贵重物品与之交换。
“大人，卑职等已经查明，山西帮商人以那个范永斗为首，大多从事跟北虏东虏贸易走私的买卖，其中还有七家比较大的，余下小规模的也有几十家，他们大多在张家口定居，跟当地官府驻军关系密切，就是在朝中都有背景。”
辽东重燃战火时，高长寿正带着几十名手下在山西各地和张家口刺探情报，他们过完年就走了，将情况打听的很详细，苏杭知道八大皇商，但只知道一个范永斗，其他人的名字可不记得，高长寿打听到的情况是，山西大小商人几十家都做着跟鞑虏走私贸易的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