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庚按佛教礼仪火化后，其子张玉良向殡仪馆订了一副三千港元的棺木。三哥张玉麟却坚持要买最好的，两兄弟立即在灵堂吵起来。
这是张玉麟第一次自作主张，为“钱”的事与其弟弟争执。张玉良退让，张玉麟买了一副五万港元的上等棺木。
老祖母去了佛国，灵堂之战预示着留在凡间的张家后人人心涣散，家族裂痕日益加深。
1978年底，张玉良以家族公司张兴业堂的名义发出指令，限所有家族成员必须在1979年3月15日前全部迁出麦当奴8号的祖屋。
凡愿迁出者，每房可得150万至300万的“分期赔偿”，每房的每名子侄可得馈赠70万至80万。以后公司不再负担家族成员开支。
其中已逝的老二张玉麒一房，与张玉良一房，属200万“分期赔偿”一档。老三张玉麟特受优待，最终可得300万元。
明眼人谁不知道，赔偿总额，只是家族巨大财富冰山之一角。张玉良鲸吞家族财富的野心昭然若揭。
但家族成员都怕一贯霸道的张玉良，更怕得不到家族公司的赔偿，先后凄凄惨惨搬了出去。
唯有老二张玉麒的遗孀崔秀英抗迁。她同子女及女婿罗德丞商量，认为若接受建议，张玉良便会攫取家族成员齐心协力攒下的家产。
罗德丞出身于香港著名状师世家，其父罗文锦是香港最有地位的大律师，其母何锦姿是何栋爵士的长女。
罗德丞在律师界的名气不亚于父亲，1974年进立法局任议员，是最年轻的华人议员。
有女婿撑腰，崔秀英决定挫败张玉良的“阴谋”。
张玉良还有一个难对付的角色，就是三哥张玉麟的妻子谭爱莲。她出身名门，亲戚多有钱有势。
但所发生的事，令张玉良感到意外，三哥三嫂并未争吵而自动搬出。
张玉麟夫妇早就不愿住在清规戒律森严、满屋子封建气息的祖屋。张玉麟一贯淡漠钱财，嗜好文娱。
但听家族成员“数落”四弟，他觉得张玉良做事太过分，尤其是对待违迁的二嫂崔秀英，其做法令人发指。
张玉麟受此刺激，于1979年3月25日，突发心脏病去逝。张家第二代，唯剩张玉良。
迫迁起于1979年2月10日，张玉良指示张兴业堂在祖屋各层贴出告示，所有住客必须在限期内迁出。
崔秀英即表示抗议，声明不迁，并叫来表姐李笑、同学欧瑞仪伴她同守居室。
张玉良在幕后指挥，令张兴业堂的员工把水电、煤气、电话线截断，砸烂崔秀英居室的门窗，并派警卫看守，只准出不准进。
崔氏三人无饮水食物，只能用绳把子女送来的给养吊上来。
张玉良见崔氏“负隅顽抗”，指使人在屋外安上栏杆，使崔氏的绳钩够不着。崔秀英被迫撤离，急电向在英国度假的女婿罗德丞求救。
崔秀英向法庭申请禁止令。经法庭调解，张兴业堂同意在原址兴建物业后，让崔秀英居住1500平方英尺的单位，另有附加条件。
这意味着，崔秀英将得不到张兴业堂公司的“补偿”。
“豪门恩怨”并未就此结束，崔秀英继续就家族财产分配问题诉诸法庭，希望讨个公正的说法。
港九沸沸扬扬，传媒追踪报道这宗家族官司。张玉良先下手为强，委托香港大律师行，聘请十多位御用定，某家律师行接受了诉讼一方的委托，就不得接受另一方的委托。
幸亏崔秀英女婿罗德丞拥有一间律师行，由其出面，聘请列显伦、邬玛士及麦当奴三位大律师做崔秀英的代理人。
崔秀英的律师在港府公司注册处查册，张玉良一方采取紧急行动，控股公司一家接一家注册，速度比查册还快，到开庭时，注册公司已逾百家，全部为张玉良幕后所控。
这表明，家族财产实际上已暗归到张玉良私人名下。
原诉人崔秀英的入禀状长达九十五页。原诉人指出：1953年其夫张玉麒逝世时，他名下的两个保险箱存有一千一百六十两黄金及有价票据。
崔秀英把它当作家族资产交给家族。原诉人还指出，从1962年起，张玉良已控制了家族大部分物业。
入禀状要求：
一、张玉麒逝世时，名下的遗产应列为其家人所有。
二、张玉良及其代理人公司所待有的大律师。按照规所有资产，都应列为家族所有。
三、家族公司拥有的财产不应只属于张家部分人，而应属于张家所有成员。
四、张家所有资产应由四房人平均分配。
五、要求与讼人兼付堂费。
与讼人律师对原诉人的入禀状予以反驳。从律师阵营上讲，与讼一方远远占上风；但原诉一方的律师，认为公理在原诉人一方。
公堂唇枪舌剑，传媒推波助澜，公众争睹为快。舆论普遍认为，崔秀英赢这场官司的呼声最高。法律界人士亦认为原诉胜诉已成定局。
主审这宗诉讼案的，是声名赫赫的英籍法官柏嘉。柏嘉最后以禀状指控混乱及错综复杂为理由，推翻原诉人所有的申请。
崔秀英败诉，并且要承担高昂的诉讼费。
全港哗然，倾向崔秀英的人们如被猛击一掌，膛目结舌，继而人们忿忿不平，指责裁判不公。
法律界的人士均感到愕然，他们认为原诉人的委托律师所搜集的证据，足以证明张家每位成员都应享有家族财富的权利。
素以公正而著称的港英法律遭致严重的玷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