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28岁的包玉钢被任命为业务部经理，次年，包氏又被提升为沪上市银行副总经理，仍兼业务部经理。包氏年轻有为，深得当时的沪上市长、副市长赏识。
包玉钢一家住在安亭路20号一幢洋房里，家中有舞厅、钢琴，包氏有银行配给的专车。
几十年后，包玉钢女儿去故居探望怀旧，发现里面竟住了5户人家。
包氏收入不菲，生活舒适。但此中的滋味，只有包氏心底最清楚。通货膨胀，挤兑风潮一波高似一波，国家银行成为市民戟指唾骂的对象。
包氏殚精竭虑，想透过银行的作用维护社会的安定。但此时果党大势已去，民心下稳。
战后第二任沪上市长说：“有包玉钢在，银行就能正常运作。”
1949年新春，包玉钢向行长提出辞呈。市长没强行挽留，只要求包玉钢等到2月份。
3月初，包玉钢携妻子女儿乘机离开沪上。
包玉钢是果党官办银行的要员，得到前后两任市长的器重与提拔。
包玉钢感激这些上司。但对果党抱有看法。当时军政人员大都随果党去湾湾，包玉钢却去了中立区香港。
果党败退内地，中断了包玉钢在金融界的仕途。这成为日后包氏在香港商界施展身手的契机。
包玉钢来港，正值“难民”潮的高峰。香港收复后，人口增长很快，但房屋并没建多少。
现在一下子涌来这么多人，房荒愈加严重，不少“难民”或住在临时帐蓬，或露宿骑楼下。
包玉钢一家算幸运。父亲包兆龙在去年就在西摩道租下一个单位，约百多平方米，月租四百五十港元。
月租不算贵，因为港府对房租有限制。但实际上政府的法例不起作用，人多房少，顶手费成了公开的秘密。
包兆龙另花了2万港元的顶手费。一年后，这2万港元还算便宜的。
包兆龙还有个先见之明，来港前就把家中能变卖的东西全卖掉，换成金银美元，估计值数十万港元。
包玉钢已逾而立之年，当仁不让挑起养活一家三代人的重担。他对银行业轻车熟路，首选的职业当然是银行职员。
那时的香港银行，除了洋行，就是粤行，得精通英语、粤语。包玉钢英语不太熟练，粤语则一窍不通。
包玉钢作过试探后，便泯灭这番念头。想到数周之前，自己还是沪上大名鼎鼎的银行家，到香港，谋个银行差事都不易，心中不免戚然。
不过，这也使包玉钢更清楚认识到：世界任何地方都不会有免费面包，一切得靠自己努力。
包氏父子决定搞能进能退、见效快的进出口贸易。此时，包家的沪上、宁波朋友常聚一块，商议生计与出路问题。其中两位在沪上银行的旧同事与包玉钢意见相同。
于是大家合起来成立一家四人联合公司。
寻找写字楼千辛万苦。正好一家公司在皇后大道中华人行租了一套写字楼，后又付不起房租，便挤出一小间给包氏四人公司。
包玉钢曾回忆道：“四人挤一起，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一个人要开抽屉，另一个就得站外面去腾出空位。”
四人公司寄人篱下，连挂牌子的地方都没有。
如不是包玉钢日后成为商界巨擘，当时及以后的普通香港市民，永远也不会知道曾有这么一间四人公司存在。
他们默默无闻地做中国的土产买卖，生意还算顺利，但都是薄利生意，未显示出大的突破。
韩战爆发，这对香港经营内地生意的英商来说，不啻是晴天霹雳；对与内地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华商来说，又是天赐的发财良机。
并不是所有加入偷运“违禁物资”到内地的人都一夜暴富。像霍鹰东这样，由布衣一跃为巨富的算异数。
一部分人赚得盘满钵满；一部分人小本微利；还有一部分人船倾货淹，甚至断送性命。
因素是多方面的：运气、胆量、航线、货色。一般说，航程愈远愈赚钱，于是就有人九死一生，把船开到辽东半岛与北韩；同时，违禁的物资中，与战争愈密切，暴利愈大。
银行家素来保守稳健。四人公司的四位老板，都出自银行业，作风难免保守。
他们从欧洲购进化工原料、铸铁锭、轮胎等一般性的战略物资，通过第三国或中立区葡京再卖给别的商人。
其他商人装船运往内地，与有关部门发生直接关系。显然，盈利大的是后一类商人，但风险也大。
包玉钢等人不求暴利，但求平安。由于量大，赢利也比较可观。
韩战结束，这种“猪笼入水”的生意嘎然中止。
四人公司便改做民生生意，从湾湾购来食糖；再交一间公司卖给内地。
韩战期间，由于业务的扩大，包氏家族的成员不断加入公司。
人员扩充了，生意却缩至食糖一项，包氏父子都非常焦急，于是就萌生出去内地开辟生意渠道的念头。
包玉钢在沪上市政府的银行做过“大官”，包兆龙决定自己去，以民间商人的身份重访沪上的商界朋友。到了沪上，那些老友噤若寒蝉，唯恐避之不急。
包兆龙说好了一有好消息，马上与家人通电讯。连等几星期，包兆龙杳无音讯，一家人都十分焦急，又不敢贸然去沪上。
“这么说来，内地不需要我们跟他们做生意了？”包兆龙三子包玉星问道。
“是的，父亲！”包玉星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