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沈弼在地铁车站邂逅军营中的一位老友，两人去咖啡店叙旧。沈弼说起他正在找职业，老友说，香港汇丰银行正在伦敦招聘职员。
沈弼喜出望外，他一直向往古老而神秘的东方大国华夏。
他立即去汇丰银行伦敦分行，马上就被聘用了。见习期的月薪是二十英镑，不算太低。
前不久，汇丰大厦尚未竣工，沈弼在香港英国海军部中心的临时大班办公室，接见记者采访时说：
“当时，这家银行急需聘请人员，补充人手的不足。战争期间，这家银行的人员损失10以上，幸存下来的许多人员因年老而退休了。我前往应征，接见的情形比今天随便得多。当时要我回答的问题，同我猜想今天要求职者回答的问题相比，简单得多了。”
沈弼在另一场合又说：“当时他们没有间我的学历，按今天的要求，我是根本没有资格进汇丰的。大概他们猜想像我这种年纪的年青人，不可能拥有牛津大学的文凭，也许是我参过军，有比较丰富的人生经验，所以他们未将我拒之门外吧。”
在格雷斯丘奇街的伦敦分行受训6个月，沈弼登上一架飞往香港的水上飞机。
飞机白天飞行，晚上降落在航程中的城市。飞机共飞了5天，当时的感觉，认为快得令人难以想象。
飞机于1949年5月31日降落在启德机场，正是他二十二周岁生日，真是惊人的巧合。
在机场，在沿途，处处可见内地来的战争“难民”。他们的衣着，大多还算体面，可神色，个个愁眉苦脸、惊惶且迷茫。
汇丰银行的员工宿舍在山顶种植园道的英式洋房。
4个月后，沈弼被派往日本横滨的汇丰分行。
当时，日本处于盟军的占领，英国也是盟国之一，汇丰的英籍职员名正言顺受到盟军的优待，他们的物资供应均来自美国，并可免费乘坐火车，并进盟军俱乐部享受奢侈生活。
日本人的处境使沈弼感到痛心，东京一片废墟，粮食紧张，每一个西方人身后，都会跟随一大群乞讨的人群。
日本还有希望吗？连“大上皇”都不是很有信心。
沈弼回忆道：“当时日本整个国家患了炮弹休克症，毫无生气，像一具死尸。”
横滨分行几乎没什么业务可做，当时所有的外国银行都不敢贷款给日本人，认为钱贷出，就像给患绝症的人买几片镇痛剂，无济干事。
韩战爆发，日本经济死灰复燃，出现奇迹。银行加速运转，如润滑剂启动日本经济的巨轮。
沈弼在日本呆了4年，亲眼目睹日本这个经济巨人率先在东方站起。
“东方人并不愚蠢，他们在许多地方优于西方人。”这是沈弼在日本获得的印象。
1956年，沈弼任出口部经理。1967年再次提升为会计部主任。
他先后两次派在海外工作，回来都得到提拔。
与沈弼同一年进入汇丰，后来任汇丰副主席的鲍约翰回忆道：“汇丰是一家很看重能力的银行，不像英国国内的银行那么看重文凭。我与沈弼都是行武出身，点滴经验都是实践中摸索出的，战后汇丰的发展很快，不断扩充新人，像我们这批稍老的职员，只要干得好，
就有提拔的机遇。”
沈弼在进出口部从事押汇业务，他对香港的工业家如何从海外进口原料，加工后，又如何返销海外市场了如指掌。
当时很多华人工业家，求助沈弼贷款给他们办厂。对香港地区的投资，归项目经理负责。
但对申请贷款人的信誉，沈弼的态度起关键作用。沈弼不像某些职员那样，对华人待有偏见，他以在日本所见的事实，来说服同事对东方人修正看法。
在这点上，沈弼与项目经理桑达士颇为接近。后来桑达士升为汇丰大班，沈弼又与桑达士的后任紧密配合。
沈弼走访了许多山寨工厂，结识了许多华人朋友，也支持了他们中的许多人。
手表、塑胶花、电筒、玩具、纺织、针织、成衣、假发，众多的行业都有沈弼一手扶植起来的山寨工厂。
他们的产品行销欧美市场，促使了香港经济的起飞，使香港经济由转口贸易转为工贸并举。
沈弼扶植的工厂，成功的多，失败的少。即使是血本无回，对一家大型银行来说，山寨厂的投资微乎其微。因此，投资加工业这一项，为汇丰赢得巨额利润。
有记者问沈弼升为汇丰大班的秘诀，沈粥说：“是我运气好。”
诚然，一个人的巨大成功，运气是很重要的，但沈弼独具杰出银行家的慧眼，不能下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1971年，沈弼再次升任为汇丰银行总经理；1972年他任常务董事；1973年沈弼升为副主席；1977年沈弼起担任主席，成为汇丰银行的大班。
这一年，沈弼正好五十岁，是西方银行界最年轻的大班之一，也是杰出的银行家之一。
沈弼大权在握，即对包玉钢贷款采取收缩政策，渐渐断奶。这迫使包玉钢转向日本银行贷款，更迫使春风得意的包氏静下来沉思。
世上任何事物，有盛必有衰。全球航运业发展过速，船只必会饱和过剩，这对船王级船东，不啻是一场灾难。
包玉钢急速刹车，弃舟登陆，逃避船灾。在这点上，十足的银行家沈弼，比曾是银行家的包氏，似乎更沉稳冷静。
沈弼斥巨资辅佐包氏登陆，是因为汇丰与环球有太多的利害关系——一损俱损，一荣共荣。
“银行不是政治机构，不是民族堡垒，更不是慈善团体，银行就是银行。”沈弼常常对思想激进的年轻下属教诲道。
这也是沈弼可以在五十岁掌握汇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