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单粗放型的原材料生产可无法大力促进工业的进步，要想在工业上有所突破，一定要有拳头产品。一句话，就是既能生产出实用的东西，也能为技术进步积累经验的项目。张汉卿根据东北的实际，决定上马一家自行车生产企业。毕竟，买机床是个敏感事件，但如果用它来生产民用物品那就稍可遮人耳目了。
自行车是个很好的切入点：车、铣、刨、磨都用得着，轴承、橡胶、轮胎一应俱全。从技术上，它并不算特别复杂；同样，在技术上，它完全可以实现经验积累。一旦时机成熟，它完全可以从自行车加工转到其它上面来：能加工车横梁就能造枪管，能造自行车轮胎就有可能造汽车轮胎…
其实张汉卿最在意的是培养技术工人和管理人才。都说二十一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其实在二十世纪，人才更重要！国家能否兴起、工业能否进步，就在那短短的几十年时间！
他深知人才的培养不是旦夕之功，他也完全相信凭自己穿越的优势将来带领奉系走向更高的舞台绝对不是梦，但是能不能让国家争取到这来之不易的十五年（对不起，他时刻牢记着九一八、也时刻为这一天的到来而自警）、让国家尽快赶上与列强的差距才是他浓重的使命感。为此，只争朝夕。
要说此时的中国，尽管在总体工业实力方面弱于西方，但西方无论从技术能力到企业管理水平并没有把中国拉下太多来。约在两年后的美国才出现以泰勒为代表的“科学管理运动”，工厂出现了专业化分工、有了专门的管理人员；贝尔实验室的休哈特、道奇、罗米格这统计质量管理和统计过程控制理论的奠基人确实在30年代创立了科学有效的质量管理技术和方法，但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只有10家公司采用了其方法，直到1940年才开始设立专职的质量检验部门，这为战后美国工业的腾飞奠定了基础。
作为从百年后的工厂积年中层干部跨越到此时空的张汉卿，这些后世司空见惯的理论和经验是拈手即来。尽管跨越了几代的发展、直接套用后世成熟的经验是不可取的，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还是需要提前拿来用用的，比如工业工程、质检、流水线等。
针对老百姓绝大多数不识字、技能依靠师徒结对口口相传的现状，张汉卿认为分工制正是解决此问题不二的良方。不用你懂多少知识、也不用熟悉全部自行车制造的工序，只要精于一件、一项、一点即可。这样上手起来快，熟练度容易提升，产量和质量自然也会高很多。
聪明人只几个就够了。学生军中有知识有文化的不少，找出一些人来挑大梁不难。在灌输了一些基本的现代企业管理理念特别是分工合作的构思之后，张汉卿和他们一道为这个自行车工厂分为6大车间，每个车间专一生产某一或某几个部件，最后由一个组装车间完成成品生产。
这年代物质生活极大不丰富，产品不需要华丽的外表，一切以实用为目的。像自行车，主要就是车架、车轮、轴承、链条、坐垫等几件简单之极的部件组合而成，在后世几无技术含量。但在这个时代，用张汉卿后来的话说，费老大劲了。
例如车架看似简单，却需要为之配套的无数企业：造车架首先要有钢管厂，往上需要炼钢厂；
车轮除了车圈、车梁，最重要的是内、外车胎，需要有橡胶厂为之配套；
轴承的加工更复杂，牵涉到相当多的设备：冷辗机、各种磨床、退火炉、淬火线、车床、铣床…牵一发而动全身。
但是张汉卿仍然千方百计一台一台地添置，有些设备因为产能的原因可能闲置的时候会多、很不经济，但是因为必须也没有形成强大的供需市场，所以仍然要硬着头皮买…最重要的是识字的人没几个，更别说他觉得十分缺乏的统筹方面的人才。虽然大言不惭地认为自己如果从事企业管理，绝对是一个天才级的各种管理理论的奠基人，但他志不在此。
有时候他也在想，穷自己一人之力要使奉天、东北乃至全中国脱胎换骨是不是有些异想天开。顶天了他只能算一个拥有一个准陆军师的民国的副旅长、代旅长，在这个时候应该把有限的资金用于扩大自己的势力还是提前进行工商业布局哪一个才是正解、从而不至于为他人作嫁衣裳？不过后来他想通了：工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必须打好基础，厚积薄发才是正道。为国家、为民族提前争得挤身世界大国行列的机会是他的夙愿，渐进地打造一个工业发展的体系是这个夙愿中重要的一环，只要有机会，他将不遗余力。
所以自行车厂的投资看起来很大，但比起为之配套的12个其它工厂，它的代价又显得不值一提。这使得本来已经大有好转的张汉卿的财政，比之前更为拮据。好在奉天农民信用合作社开业之后，用钱的时候小张救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