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恩师梁启超大恸：“知所恶有甚于死者；非夫人之恸而谁为？”
康有为亲笔手书：“微君之躬，今为洪宪之世矣；思子之故，怕闻鼙鼓之声来！”
蔡锷是张汉卿穿越以来第一位挚友，是他引领张汉卿走上民国初年的舞台，并从此风声鹤起。虽然在战火连天的南方指挥以少击多，蔡锷不忘这位东北小友，常和张汉卿通电畅谈时局，对张汉卿的每一点进步都很欣慰。对张汉卿进入讲武堂、组建卫队旅、剿匪一战成名乃至建党，他都了如指掌并给予及时的赞誉和支持。他的遥相发声，确实让张汉卿在人望上更进一层，至少在对卫队旅的控制和人民党声势的扩大上，让他有相当的把握。
几个月前，在云南的蔡锷还在张汉卿结婚时发了一个让人啼笑不尽的喜联，然而风云突变，这样一位天才般的人物、良师兼益友，在他的英年，如流星般早逝，给中国留下长久的痛和惋惜，也给张汉卿以警醒：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该来的，总该来，例如疾病和死亡，还有可能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战争和屈辱。
斯人已逝，继承他的遗志及完成他的心愿才是最好的怀念。纵观当今的中国，皖系做不到、直系做不到、南方的国民党也做不到。“微斯人，吾谁与归？”这是张汉卿的哀恸。
鉴于蔡锷将军在他人生中第一段道路上给予的不吝帮助，张汉卿决定尽己所能给其后事一个哀荣，无论是作为良师益友的怀念，还是作为人民党主席对这位建党发起人的致敬。他坚定地要求父亲向中|央提出国葬。
虽然与蔡锷没有交集，但冲着人家对自己长子的无私力挺，张作霖也决定大义一把。就在噩耗传来的第二天，他即通电中|央：“蔡公松坡，以义立人，以勇殉志，舍生负气，异口同悲。溯自辛亥以来，此公义旗首起，艰险备尝；缔造共和，厥功最伟。且积年为国宣劳，家无积资，尤堪恸惜。国家追念元勋，自应赐予国葬，并于京师及立功省份特建专祠铸像，遗族从优议恤，益彰国家崇德报功、矜式来兹之至意。”
张作霖的锦上添花换来了回应，上至黎总统、段总理，下至各省督军各党派各势力集团都纷纷赞同。为了给国葬大开方便之门，中华民国国会还迅速通过了中国第一部《国葬法》。
黎元洪以大总统名义给银二万元治丧，并以私人名义赙赠4000元，以示尊崇。
袁世凯的三个儿子也先后致电吊唁，并为其父所为而愧疚道歉。袁克文挽联最具代表性：“国民模范军人表率；自由魂魄共和精神”。
苍松呜咽，举国同悲。张汉卿给蔡锷的身后事给予了极尽哀荣，尊崇其为“擎天巨擘、古今完人”。他安排在奉天设立祭坛，并亲临致奠，以感念他的知遇之恩、朋友之情。
他呕心沥血地大作了一篇文章，悲痛地在《奉天时报》上详细回忆了与蔡锷相识、相知、相友的过程，字里行间满是深情，当然都是高大上的一面。在文中，他悼念蔡锷是“一代完人”，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人终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松坡先生无疑是重于泰山的。”在最后，他代表人民党主席亲切地赞扬蔡锷为“人民党忠诚的战士，党的奠基人之一”。
这是蔡锷应得的。虽然在人民党筹备、建立的过程中他没有亲自酝酿过哪怕一条规章、制度或者方针、政策，但张汉卿屡屡扯起他的虎皮为人民党的诞生增加知名度，也算是间接了做出了贡献。从这一意义上说，他被张汉卿称为“人民党的奠基人之一”，是名符其实的。
当然张汉卿不会提及他们“一起嫖过娼”的友情。儿女情长的另一面，就让它随风飘去吧，死者为大，为尊者讳，都是中国美好的传统呢。
不过也有不识趣的。作为历史上出名的楹联圣手，杨度一生可传的挽联甚多，可是他挽蔡的一副挽联，并不高明，在如蝗的赞誉中，因此显得最引人注意：“魂魄异乡归，于今豪杰为神，万里河山皆雨泣；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
因为两人政见立场相对立的缘故，所以他的下联可说完全是对蔡的成就唱反调。但是考虑场合，他的这点小伎俩徒让人觉得甚没意思，无怪乎他的老师王闿运说他“憨直”、不圆通，并评价他：“弟子杨度，书痴自谓不痴，徒挨一顿骂耳。”将他与蔡锷比较，认为杨度才高气傲，以澄清天下自许，往往是考虑不周，急于求成；而蔡锷智虑深沉，胸怀大志而不露锋芒。如果蔡锷能与杨度合作，他们的成就不可限量。
在帝制运动失败后，蔡锷还为帝制首恶杨度辩解：“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相比较于杨度的气度，高下可见。
作为蔡锷的红颜知己，小凤仙也陷入深深的悲痛中。在北京中|央公园举行隆重公祭时，她乘坐白马素车，身穿蓝布长衫步入灵堂，向蔡锷遗像恸哭，并三鞠躬，随后即急速掩面退出灵堂，生怕人认出自己。也许在她心中，自己如此卑微的身份根本上不得台面，在举国同哀的日子，又怎么能让身后哀荣不衰的蔡大将军被人说三道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