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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对段祺瑞来说，先充实自己解决自己的执政问题才是首要。为了参战军的钱款，他打起了向日本人贷款的主意。这也是民国初期军阀内战时的通病，像张作霖就几次向日本人借款购买军火。
对段祺瑞的招手，日本是积极响应。为了对中国贷款，乃以朝鲜、台湾、兴业三银行合组一特殊银行团，借款总额高达2.2亿日元，由日本人西原龟三经手，后来就是正史上有名的“西原借款”，这件事在历史上颇有争议。
一战成就了两个爆发户，一为美国，一为日本。一战期间，日本的对外贸易大大出超，金融实力得到显著增强，由于国内货币过剩，甚至还出现了通货膨胀现象，这是日本当时能够大量借款给中国的一个主要背景。但是西原和寺内内阁真正想要的，其实不是一笔笔地做还本付息、落袋为安的短线小生意，他们要做的是中长线大生意，是扶植段祺瑞并助其成功，以求彻底改善自“二十一条”后恶化的中日关系。西原就亲口对章宗祥说过，寺内渴望中国有一个坚强的人能够担负统一中国的重任，而这个人就是段祺瑞。
看好并支持段祺瑞执政，确实是寺内的真实意愿。此后尽管中国政坛潮起潮落，变幻不定，南北军政界也不断有新的强人出现，有的声势还盖过段祺瑞，然而寺内直到下台之前，从来也没有对段祺瑞以外的任何人加以顾盼和周旋，真可以算得上是非常彻底且毫不动摇。
对段祺瑞的借款请求，寺内内阁几乎是来者不拒。从1917年至1918年，仅西原就一共经手了八笔对华借款，它们被统称为“西原借款”。有一次，西原在一天之内就借出三笔，每笔都有两千万日元。“西原借款”前后总计达到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但它还只占段祺瑞对日借款的一部分，有人统计，其总额一共达到了五亿日元（也有资料认为接近四亿日元）。这些借款表面上系由台湾银行、朝鲜银行和日本兴业银行承借，但实际都是由日本政|府从国库预备金内拨出的钱。
为掩人耳目，借款大部分以交通、银行、铁路、林矿、电信等名目签约。“西原借款”中的八笔借款有五笔都假借了办交通事业的名义，其数额达到九千万元。其操作过程，一般是经办的中国交通部先收钱，然后再“借”给财政部，用于弥补各项军政开支的缺口。
叶恭绰身为交通次长，认为钱是用交通部的名义借来的，还本付息是交通部的责任，因此主张将借款留在交通部专款专用，以便今后“业务发展，盈利增加，还有归还的希望”。他亲自去见段祺瑞，提出：“这样的借款在经济上毫无计划，借来的钱随手用掉，将来怎样还本付息？”
段祺瑞对此并没有什么表示，只是说：“财政部当有统筹的办法。”
财政部是用钱的部门，哪有什么统筹或赚钱的办法。叶恭绰断言：“总理，这样做，西原借款本利最终都将落空，到时候我们拿什么来还呀？”
段祺瑞不是糊涂虫，对这些都是很清楚的。事实上，他开始打算借的时候就没打算还，他经常跟身边人说的是：“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到时候，一瞪眼完了。”
段祺瑞之所以敢于“一瞪眼完了”，是因为包括“西原借款”在内的所有日本借款本身存在可以利用的漏洞。它们的借款条件很低，都是以电线、森林等有名无实的东西作为抵押品，等于是空头支票，就算中国政|府最后不还款，日本债权方面对于约定担保品也无法进行处分----电线、森林之类的根本就无法变现！
事实上，历史上中国政|府后来真正还清的借款只有一笔，那就是“西原借款”中的第一笔交通银行借款，其余都变成了“大滥帐”。按照借款合同，日方全部是实足交款，未取回扣和佣金，后来又连本利都未能够收回，从这个角度上讲，相当于日本政|府是在用自己国库的钱支付中国政|府的开支，中方确实是占了大便宜。
当然，身为总理的段祺瑞自己是不会签署这种协定给政敌当靶子的，他要留着有用之身超脱事外，以便有伸缩余地，这就害了对日借款的经手人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五四运动时他们都成了当年举国皆知的“卖国贼”。段祺瑞那时因已下野，倒避过了这一段公案。
不过日本人也还是从中赚到一些甜头，中国因西原借款所损失的有：吉长铁路、吉会铁路及满蒙四路均被抵押；无线电台、有线电信事业管理权的让与；吉林、黑龙江两省金矿及森林的让与；山东济顺、高徐二铁路的让与；山东问题换文的损失；中国参战军必用日本军官训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