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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人物与渺小者的区别在于同样是恩爱，伟大人物能够不为儿女之情所困，反而在其中觑得机会。只一夜，就奠定了黄家作为东北粮食管理大鳄的角色。从此，黄家在财经界青云直上，也给少帅带来无穷助力。
在土地改革如火如荼、匪患平叛已现曙光之际，张作霖政|府在11月份召开一场会议，全面启动东三省第一个经济发展三年计划，张汉卿所构思的东北全面建设轰轰烈烈展开。这时候，土改的成效尚未来得及直接转化为政|府的财政收入，张汉卿对苏俄的努力改变了财政紧迫的局面。
要知道《辛丑条约》第六款议定，清政|府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4亿5千万两白银，赔款的期限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本息合计为9亿8千万两，是为“庚子赔款”。各国的分配率以俄国最多，计28.97％，因俄国以出兵满洲，需费最多，故所得额最大，为1亿3037多万两。清政|府以关税收入仅能抵偿旧借外债，为筹还赔款计，将年额2121万余两摊派各省﹑关，从而引起田赋﹑丁漕﹑粮捐﹑契税﹑当税﹑盐斤加价﹑关税﹑厘金﹑统税和各种苛捐杂税的不断增加。据此，俄国控制了东三省的全部海关，只是在“日俄战争”后，才丢失了大连、丹东两个重要海港。长春为日俄势力分水岭，哈尔滨为俄国势力范围。各地的关税定义权及海关行政管理权均不在东北联省自治政|府手中。所以张作霖虽在初期掌握奉省军政，但财政上却处处掣肘，受制于人。最简单的例子，连当初与冯德麟争夺奉天领导权时都需要向日本举债500万元才能维持下去。
远在苏联“十月革命”之初，张汉卿便立压众议，率先劝说张作霖以东三省巡阅使的名义通过了对苏俄政|府的承认。如此天赐良机，不乘此时拿回些好处，枉来人世一场。在史上，这个机会算是白白浪费了----奉军的实力当时也没到这个地步，奉军内部也没有像张汉卿这样洞烛机先的“智囊”。真实的张学良倒是在1929年的时候“振作”了一把，搞了个“中东路事件”，要恢复对北满铁路的占有权。不料已经恢复元气的苏联把他打了个灰头灰脸，从此奉俄形成漠路，也彻底断绝了九﹒一八出事时苏俄可能的救助机会。
机会有时只是一刹那。
处在白匪及众多外国干涉势力威胁的新生苏俄政|府，对这一雪中送炭之举，很快示以回报：苏俄政|府宣布同意并支持东北自治政|府和远东共和国的和平协议，并确定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主要是在东北部分），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并与在东北联省自治政|府的交涉后，以渐渐放弃沙俄时代对北满铁路的控制权转为中苏共管，主权在华。而所有这些的交换条件的目的最终只有一个：以俄奉交好为契机，促使北洋政|府承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同张汉卿的分析，这绝不是苏俄好心：1917年苏俄布尔什维克党建立的苏维埃政|府，在列宁的建议下，在1918年3月6日与德签订《布雷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这个条约虽然是俄德双方签定的，却大大激怒了苏联国内和国外各种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势力，原因是这个条约让俄国割让了俄国西部大量面积。而列宁判断德国不久后即将失败，所割让的土地失败的德国是无法保有的，最终仍然会落入苏维埃政|府之手，此举仍然引起反对派的不满；另一方面，东方战绩因此条约而转为和平，垂死的德国因此避免了继续两线作战的干扰，能够使原本即将结束的战争又延迟一段时间；此外，对社会主义的恐惧也是造成后来列强干涉的重要原因之一。
苏俄国内战争正酣，红色政权能否守住尚自顾不暇，且远东又有日本虎视眈眈，自然乐得做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