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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样对少帅钦佩至极的原辽宁高等法院审判厅厅长、现在的东北司法委员会主任王瑞之，却从中得到了启发，他与曾为少帅秘书、新民司法委员会主任、现任人民党纪委书记的吴家象一道，在东北法学界的倡议下，开展了一场规模宏大、时间悠长、影响深远的大讨论：党治和法治的关系。
人民党的影响越来越大，最后获得东北的政权基本无人怀疑，假以时日夺取全国政权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等到那一天，在张汉卿建党宗旨里“党|领导国家”的前提下，党权和法权哪个大？
清季以降，“欧风美雨驰而东”，包括宪政、三权分立等在内的理论与政体被引入中国，开始了一场宪政实验。与此相适应，一套以司法独|立为主旨的西式司法理念与制度也开始在中国展开。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赓续其事。北洋政|府时期的多部约法、宪法也有相同或类似的规定，反映了北洋时代国家对司法独|立、超越党派政治的诉求。
但正史上从1920年代起，随着国民革命的兴起和国民党党国体制的建立，北洋时期宣扬的“不党”司法逐步被“纳入”国民党党国体制之中，司法开始“国民党化”。新中国成立后，延续这种制度设计，虽然法院、检察院系统|独|立办案的设置使中国慢慢进入了法制化的轨道上来，但各级政|府中设置的政法委书记的职务还是给法治建设带来一些困扰。当代许多中国人也在提问：党大还是法大？
张汉卿觉得有必要给国人一个解释，尽管他本人从穿越前到穿越后一直纠结不已。
他欣赏英美等国家的法治，他们由于多年的建设，已经形成了相当完善的制度；而中国由于两千年封建社会的余毒，人治的思想根深蒂固，权大于法的现象屡禁不绝，“官|二代”们对于法的蔑视是骨子里发出的，要不然怎么会有“我爸是李刚”的奇疤事件、愤怒了无数国人？
之所以后世的中国人会产生党权大于法权的感觉，是因为它反映了实际存在的一些现象：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法治观念不强，决策不讲程序，办事不依法依规，甚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影响了群众对法治的信心，产生“权比法大”、“党比法大”的感受。
但如果往深里看，“党大还是法大”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从逻辑上讲，党的本质是政治组织，法的本质是行为规则，两者不存在比谁大的问题，否则就会陷入话语陷饼。如果说党比法大，那就是承认依法治国、法治都是假的；反之，那又好像党的领导出了问题！
这也是张汉卿一直在解决、现在在规范上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事：用法治规范党员，用党章领导法治，两者其实并不冲突。原则性的时候体现党的领导，具体的时候体现法治的精神。所谓具体，是做为个体的人民党员，无论职务有多大，只要犯了国法，不能仅用党纪来处理，国法同样要兼顾。一句话，党员犯了法，与非党员的处罚是一致的。
所以，张汉卿既肯定党对法制建设的领导作用，也避免党权对法治的可能干扰，在新民行政管理实践时就坚决不设立管理公、检、法、司的政法委书记，而是由党的副书记“联系”四套班子就是一种设计。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体现党对法制建设的领导作用，不一定就要硬安一个政法委书记来进行管理，可以换成一个机构或组织。这个机构或组织，张汉卿选择了议会。
由于议会是完全体现了党的意图，所以各级法院、检察院向各级议会负责就很好，也不会偏离党的领导这个大前提。议会本来就是监督政|府的，那么具体在法律意义上实现监督任务的法院、检察院可以不受政|府主体制约地实现对政|府雇员实现法制监督，这才是真监督。否则，管理同级法院、检察院的政法委书记犯了事，作为下级，怎么去实现对上级的约束和监督？何况有很长一个阶段，政法委书记又是同级党的常委，决定着同级两院内很多党员干部的升迁命运？
按这个思路，后来形成了《中国人民党纪律检查委员会章程》中关于党员违反的处理原则，也是后来有中国特色法治理论的奠基。它在东北法学界持续发酵，远在关内的同仁们也嗅到了余香。
也许是“五四运动”余温里民众对段政|府抗议的热情未减，或是感觉到奉系的表态得到国内舆论的声援后声势浩大，中|央政|府考虑了数日之后，最终还是选择了在法律框架内解决自己的名誉受损问题。
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接受了安福政|府的诉状，向《民国日报》总经理邵力子、总编辑叶楚伧发出传票，二人聘请林百架为辩护律师。该案于同年10月3日开庭，主审法官是英国副领事，陪审是华人法官俞英荪。在中国领土上，中国政|府控告中国平民的案件，却由外国殖民者来审理，这听起来让人觉得不合常理，但在那个纷乱的时代却数次发生，1903年“苏报案”也是同样发生在上海租界，国家积弱，就会无力抵抗被外国欺凌。
在法庭上被告叶楚伧义正言辞的说道：“本人主笔报章已有十年之久，现任《民国日报》总编，当负刊载上之责任，但不负控告书中所谓诽谤侮辱大总统与在职官员之罪责。”“《安福世系表之说明》实系以游戏文字对于政策上之批评，并无侮辱之意义。本报与作者的本意相同，是在希望中同有良好之政|府，使中华振兴，独止昌强，国民享和平自由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