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清朝遗老开明的态度和改变的热情，因为辛亥革命而熄灭。尽管在现代化观念的惯性之下，郑孝胥曾承认共和是佳名美事，然而他更多的是感到了“忠”从相反方向带来的压力。最终，他决定听从“忠”的引导，做清朝的遗老。
孟森曾写信劝他“无庸再蹈谢皋羽、汪水云之成迹”，却不能动摇他的决心。在收到信的次日，郑孝胥以《哀沈瀛》一诗，再次表明他的心情。两天后，他深夜起床，抄写《伯夷列传》。
在革命之后，郑孝胥痛定思痛，下结论说：“政|府之失，在于纪纲不振，苟安偷活；若毒庸天下，暴虐苛政，则未之闻也，故今日犹是改革行政之时代，未遽为覆灭宗祀之时代。彼倡乱者，反流毒全国，以利他族，非仁义之事也”。
并以进一步对辛亥革命加以批判，认为：“南方士大夫毫无操守，提倡革命，附和共和。彼于共和，实无所解。鄙语有所谓“失心疯”者，殆近之矣。以利己损人久成习惯之社会，而欲高谈共和。共和者，公理之至也，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之效也，此岂时人所能希望乎！君子一言以为智，一言以为不智，扰乱天下，能发而不能收，其祸能胜言乎！”
郑孝胥对共和，在理论上作了最基本的让步，所以他能批评的，只有党人的疯狂和中国的民智不开两点。从中不难看出，他在辛亥革命后，对于之前所宣扬的立宪法制的忏悔之情。这种“幡然悔悟”的忠君思想，是溥仪皇帝迫切需要的，也是相当信任的。
但是帝师陈宝琛极力反对溥仪到东北建立伪满洲国，他力排众议谏曰：“不可轻信郑孝胥欺罔之言”，言语之间不禁声泪俱下。溥仪召开“御前会议”商讨此事，陈宝琛主张慎重，反对贸然行事；而郑孝胥等人却主张“趁时而动”。
一场激烈的争辩在二人之间展开。
陈宝琛：“当前大局未定，轻举妄动有损无益。罗振玉迎驾之举是躁进，现在启驾的主意何尝不是躁进！”
郑孝胥：“彼一时，此一时。时机错过，外失友邦之热心，内失国人之欢心，不识时务，并非持重！”
陈宝琛：“日本军部即使热心，可是日本内阁还无此意。事情不是儿戏，还请皇上三思而定。”
郑孝胥反驳说：“日本内阁不足道，日本军部有帷幄上奏之权。三思再思，如此而已！”
陈宝琛大怒说：“我说的请皇上三思，不是请你三思！”
郑孝胥：“三思！三思！等日本人把溥伟扶上去，我们为臣子的将陷皇上于何地？”
陈宝琛：“溥伟弄好弄坏，左不过还是个溥伟。皇上出来只能成，不能败。倘若不成，更陷皇上于何地？更何以对得起列祖列宗？”
郑孝胥：“眼看已经山穷水尽了！到了关外，又恢复了祖业，又不再愁生活，有什么对不起祖宗的？”
陈宝琛气极：“你，有你的打算，你的热衷。你，有何成败，那是毫无价值可言…”
陈宝琛和郑孝胥争论的实质是：恢复大清是中国的内部问题，但去东北图谋复辟，受日本人控制，是投敌卖国问题。陈宝琛作为满清遗老，劝溥仪企图据复辟的思想是陈旧封建的，但主张不去东北受日本人摆布，还是爱国的。
溥仪认为陈宝琛“忠心可嘉”，但是郑孝胥的才名与忠诚更为自己欣赏，否则也不会在正史上以他为伪满洲国的首辅大臣。加上对人民党政权的畏惧，所以没有表态。
怀着郁结之情，他来到后宫。自从张汉卿成功地钓到婉容，一直怀疑戴着绿帽子而忿忿的溥仪很久没有与皇后讲话了。在事关大局上，他还是忍不住想找个人叙叙话。
他来到婉容的住处，东宫里静悄悄的。
难道皇后又出去了？这几个月里，那个少帅隔三差五地安排人请皇后出去，尽管每天都回来，但很多时候都到很晚。皇后也从来不和自己讲述发生了什么，但是她越来越滋润的脸蛋和偶尔可见的风情让他若有所思。
听老人讲，这是女人怀春的表现。
这个贱女人！毫无羞耻、毫无节操！她身为一国之母，朕的皇后，竟然如此甘于被那个关外土匪崽子侮辱，为什么不去死！
这是他的本性流露，也是两千年来封建思想的余毒。至于他自己身为大清逊帝、枉有丈夫之名，为妻子该做些什么，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