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皇派太小看他的能力和政治手段了，他向来的作风就是遇强则强。你既舍得死，我就舍得埋！他指示国安部，适当公布溥仪与日本人勾结的细节，并以此为契机，让让国安部向法院提起诉讼，控告溥仪“卖国求荣，犯下间谍罪、叛国罪”，并决定择日进行公审。
这下可戳中保皇派的七寸了。谁能想象，高高在上的皇上一下变成阶下囚？不管最终审理结果如何，溥仪只要站在被告席上，皇室的最后一点颜面便荡然无存了。对已经式微的皇室来说，这不啻是一场大地震。
皇帝身陷囹圄，再加上这一场后院起火，让从前的那些王公贵族像得了失心疯一样。
于是紧急与婉容的代理律师、民国大律师张绍增商议：“只要婉容同意让政|府不起诉皇帝，离婚后不改嫁、住在娘家不住别处、不得做有损于皇室名誉之事，皇帝同意离婚。”
说实话，婉容也想这样轻轻地揭开一页。毕竟作为曾经的皇后，她对于名誉还是极重视的，也顾忌着娘家利益不受损。
但是张汉卿却不肯善罢甘休了，他对婉容说：“我平生最恨人家向我要挟了，况且拿通敌之事和我做交易，是我不能忍受之重。卯是卯，丁是丁，他们要打官司就来打好了。十五年前，民国都能把皇帝赶下台，如今竟会因为他们的几声吆喝乱了纲纪？”
他安慰她说：“你放心，我绝不会让你的娘家人受到伤害！我还要把他们当成一个榜样，看和皇室说拜拜并跟着中|央走的人是什么结果！”
于是震惊中外的皇后诉请离婚案在北京中级法院隆重开庭，当然婉容没有出席。她的代理人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对中外记者说：“旧皇后也是国家公民，也享有婚姻自由的权利。请各位把焦点关注于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实践上来，让我们看一看，新法对旧皇后能不能做到离婚自由！”
中华妇女同盟会把这场官司看作新法成败的试金石，因此不遗余力地为婉容打气。在幕后遥控的于一凡，一边听着前方传来的局势汇报，一边摸着肚子恶狠狠地想：“若不是看着婉容姐姐可怜，我才不会这么帮着你这个坏蛋！”
一夜绵缠中，张汉卿被逼着倒出他和婉容的关系。只是他狠命渲染了婉容在后宫中的苦楚，也编造出他和婉容一见钟情、自己立誓救她于水火的心情；再加上她已经怀孕，自己无论如何也要保她的自由生活与人身独立，简直把自己变成一个情圣和勇士的合成。
对此，于一凡只是有当无地听。张汉卿的风流，在民国是出了名的----因为他太有名气的关系，因此在新时代下难免要被与坚持一夫一妻的男子比较。这个时代的国情就这样，于一凡没有能力去制止他的这种对女人的渴求，也就认命地不管他。
好在他的一个好处是多情归多情，男人该有的责任心是有的。她之所以跳出来帮助婉容，只是因为同病相怜：她们都怀了张汉卿的孩子。
于是新的观点出现了：溥仪作为一个对国家有巨大耻辱的男人，婉容是否有必要继续跟他呆在一起？对“弃暗投明”的皇后，是不是应该以宽厚的心让她感到国家、社会的包容，也是一种支持？
区法院的判决对溥仪相当不利：在七位法官中，判他有叛国罪的有六人，另外一人因为某种关系，回避了。
面临着牢狱之灾或者生命危险的溥仪顾不得再管婉容的事了，现在他需要婉容拉他一把。以她和张汉卿的关系，把他包装成深受日本人这害的末代君主也是可以的。
他派人知会婉容的律师张绍增：“只要婉容答应三个条件，他同意与其离婚，条件是：不得改嫁、住在娘家、不得做有损皇室名誉之事。另外，她要证实自己的清白。”
所谓叛国毕竟只有川岛芳子的证词，如果皇后在离婚之际还替他作证，势必会对他的处境有相当改善。而且，以她与少帅的关系，在上诉中扳回应该不是问题。
不过他又犯了一个死要面子的毛病。婉容离婚何来？无非是可以方便与张汉卿的交往并向外界隐瞒孩子的真相。不结婚，这孩子算谁的？
于是婉容方干脆利索地驳回溥仪的意见，并明确告诉他：“就是为了保住自由身和名誉才离的婚，是否再嫁、住在哪里，与他何干？至于何事有损皇室名誉，伸缩余地太大”。并按照张汉卿的意思说：“现在皇帝与日本人勾结在一起，庶几无名誉，我还担心我的名誉受损呢！”
保皇派尽管摇旗呐喊，但是已经成为末路的跳梁小丑，又如何能与日月争辉？单单一个“汉奸”的罪名，就把他们打得半晌翻不起身来，何况明眼人都知道，婉容的背后站着一个伟男人。
如果被宣布为叛国，则婉容可以自然离婚，没有任何阻挡；而如果先让婉容离婚并取得她的“谅解”，反有可能让溥仪的罪名减轻----一看都要看婉容背后那个男人的意思。
虽然说的是“三权分立”，但是皿煮这个新东西要在中国落户生根，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