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的是，他的所有这些想法，在内忧外患越来越严重的大明朝的朝堂上，却注定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崇祯十二年的大明朝，内忧外患一个比一个严重，头年冬入寇关内的东虏大军刚刚撤离北直隶和山东地区，之前归顺受抚的张献忠、罗汝才、惠登相等流寇头子降而复叛，大闹中原、湖广地区，致使京师与江南几乎断绝了联系，也让大明朝廷的财政困难更加严重。
崇祯皇帝顾得了北方，顾不上南方，抽调了军队应对东虏，就没有办法一鼓作气扑灭流寇，就这样不得不两线开战，来回折腾，最后折腾得整个大明朝，也有包括他自己筋疲力尽。
如果过他在年初的时候不抽调洪承畴、孙传庭两路人马北上京师，那么这两路人马差不多可以把中原、湖广一带的流贼剿灭七七八八，接下来就好办了。
哪怕他留下一路人马在中原地区坐镇，那些走投无路不得已受抚的流寇头子们，也绝不敢贸贸然降而复叛，重新造反。
当然了，如果那些流寇头子们再次造反之后，他要是下决心把洪承畴和孙传庭两个人里边的任何一个派回去，收拢各路败兵去镇压，那也行。
然而可惜的是，崇祯皇帝既没有派洪承畴去，也没有派孙传庭去，而是派了他最信任的一个辅臣，最能夸夸其谈吹牛皮的内阁大学士杨嗣昌。
杨嗣昌去了湖广地区，口气很大，魄力貌似也很足，一边南下，一边给崇祯皇帝不断上书，准备要毕其功于一役，把所有流寇一网打尽。
然而他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低估了流寇的实力，被各路流寇牵着鼻子满天下跑，耗费了朝廷无数钱粮，却没有取得任何大的战果。
当然，此时此刻，距离杨嗣昌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庞大战略的失败，还有两年的时间。
眼前的崇祯皇帝还不知道，他辛辛苦苦从大明朝的老百姓手里抠出来的粮饷，最后会被这个杨嗣昌再一次打了水漂。
而且他也更不可能知道，他辛辛苦苦费尽心机从天下各地抽调起来剿灭流寇的兵马，也会被他最信任的杨嗣昌给一支一支地全部断送掉。
他什么都想要，但是最终却什么也没有得到。
但是此时此刻，虽然大明天下的形势已经十分糟糕，可是杨振带给崇祯皇帝的这场敌后大捷，却仍旧给了他无尽的想象。
本来对辽东战局已经有点绝望了的崇祯皇帝，重新又焕发出了无穷的斗志，心里曾经出现过的与满奴议和的想法再一次消散不见了，并且重新考虑起了祖大寿所部辽东军的角色。
如果杨振的征东先遣营仅凭着那么一点人马，就敢出击东虏敌后，打得满奴后方措手不及，那么祖大寿所部饷额四万多，而且兵强马壮，为什么就不能主动出击，与东虏死战一场呢？！
如果是杨振虚报了战果斩获，可是那实打实的，运到了大明门外的三千六百七十八颗留着金钱鼠尾的满奴首级，却又做不得假！
崇祯皇帝没有亲自去看，但他知道假不了，因为王承恩去看了，陈新甲也去看了，王德化也去看了。
对现在他身边这几个得用的人，崇祯皇帝还是十分信任的。
所以，崇祯皇帝思来想去，就是觉得并不是满奴太能打，而是自己手下的文武百官们太脓包，尤其是缺少了一心报效朝廷的决心。
他希望全天下的武将都能像杨振那样，领着几百人就能解围松山，领着几百人就敢深入东虏敌后，把他的敌人们搅得天翻地覆，杀得片甲不留。
杨振出击敌后，带给了大明朝一场久违的胜利，让崇祯皇帝在京师紫禁城里十分难得地高兴了好几天，同时也给杨振自己以及征东先遣营带来了新的机遇。
崇祯皇帝担心自己给征东营增派监军内臣的旨意，会像陈新甲、张若麒这些文官说的那样，打击了杨振忠勇勤勉、积极报效的进取之心。
所以那日事后，他不仅一而再再而三地找预定派遣的监军内臣杨朝进谈话，告诫他决不许干涉杨振的指挥，而且十分难得地亲自抽空过问了督府和神机营武备库为征东先遣营调拨军械物资的事务。
并且一再口谕总领五军都督府和京营戎政的成国公朱纯臣，叫他认真配合新任兵部职方司员外郎张若麒和新任征东营监军内臣杨朝进两个拣选火器。
当然了，大明京师里围绕杨振所发生的这一切，杨振本人已经无暇考虑了。
就在离开松山城的第三天傍晚时分，杨振带领麾下人马，在夕阳晚霞的余晖之下，策马渡过了水深处尚不及马腹的大凌河上游一片浅滩，风尘仆仆地，朝着几里地外的三座塔方向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