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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写完了！我像个潜水者露出水面时一样长吸了一口气。这水我足足潜了半年，这半年，这本书占据了我的全部生活。现在我可真是“写”完的，又停电了，政府说是太阳能电池阵列又出了毛病，我只好拿起古老的笔。但昨天笔给冻住了，没写成；今天倒是没冻住，我却在炎热中大汗淋漓，汗水滴到了稿纸上。这气候啊，一天一个样，甚至一小时一个样儿，不开空调真难受。
看看窗外，是一片嫩绿的草地，上面点缀着移民村的房屋，都是那种淡黄色的简易平房。再向远看，天哪，还是不看了吧——除了沙漠就是沙漠，一片荒凉的红色，不时还有一阵沙尘暴扬起，遮住了昏红的天空中本来就没多少热度的太阳。
这鬼地方，这鬼地方啊！
“你说过写完书就要陪孩子的！”弗伦娜走过来说。
我说我在写附记，马上就完了。
“我看你呀，可能是白费力气，从史学角度来说，你这本书太另类；从文学角度看，又太写实。”
她说得对，出版商也是这么说的。唉，有什么办法，这是史学界的现状逼出来的啊！
在这个时代，身为一个超新星纪元史的研究者是不幸的。从超新星纪元开始到现在不过三十多年，可对它的历史研究却是轰轰烈烈，早已超出了史学的范围，成了一种商业炒作。书出了一本又一本，大都是哗众取宠之作。一些无聊的所谓史学家还把这三十多年分成许多时代，其数量比超新星纪元前历史中的朝代都多，时代的长度精确到天，分段炒作，大赚其钱。
目前对超新星纪元史的研究大致分为两个学派：架空学派和心理学派。
架空学派最为盛行，该学派的研究方法是对历史进行假设，如：如果超新星射线的强度再强一点点，只使八岁以下的人存活，或再弱一点点，使二十岁以下的人存活，超新星纪元的历史会是怎样？如果超新星战争不是以游戏形式而是打公元概念的常规战会怎样？等等。这个学派产生自有其原因：超新星的爆发使人类意识到，历史进程从宇宙角度看有一定的偶然性，正如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刘静博士所说：“历史是顺一条小溪而下的一根小树枝，可能在一个小旋涡中回旋半天，也可能被一块露出水面的小石头绊住，有着无穷多种可能；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只研究其一种可能，就像玩一副全是A的扑克牌一样可笑。”该学派的产生还与近年来量子力学的纤维宇宙理论被证实有关，纤维宇宙论对包括史学在内的各门学科产生的深远影响才刚刚开始。
我不否认架空学派中有一些严肃的学者，如亚历山大?列文森（著有《断面的方向》）、松本太郎（著有《无极限分支》），他们的研究都把历史的另一个可能走向作为一个独特的角度，以它来阐明真实历史的内在规律，对这些学者我是持尊敬态度的，他们的著作遭到冷遇是史学界的悲剧。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个学派也给那些靠花拳绣腿哗众取宠的人提供了宽广的舞台，他们对架空历史的兴趣远大于真实的历史，与其把这些人称作史学研究者，还不如叫空想小说家合适。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就是上面提到的刘静。她最近在媒体上频繁露面，为她的第五本书大事炒作，据说这本书版税的预付款高达三百五十万火星元，书名叫《大如果》——从这名字就可以看出是什么货色了。说到刘静博士的治学态度，不得不提到她那公元世纪的父亲。别误会，我并不是搞血统论，但既然刘博士反复强调她的学术思想是受了她那伟大父亲的影响，我就不得不对其父做一些了解。这还真不容易，我翻遍了公元世纪的资料，检索了所有可能找到的古老的数据库，都没有查到那个人。好在刘静曾是弗伦娜的研究生导师，遂托她去问刘博士本人，结果得知：刘静那个一事无成的父亲刘慈欣在公元世纪写过几篇科幻小说，大多发表在一本叫SFW的杂志上（我考证过，是《科幻世界》杂志，即现在垄断两个世界超媒体艺术市场的精确梦幻集团的前身）。弗伦娜还拿来了其中三篇，我把其中的一篇看了一半就扔到一边了。真是垃圾，小说里的那头鲸居然长着牙！在这种父亲的影响下，刘静博士做学问的态度和方式也就不足为奇了。
超新星纪元史研究的心理学派则严肃得多。这个学派认为，超新星纪元历史之所以大大越出了超新星纪元前人类历史的轨迹，是由于超新星纪元社会的孩子心理所致。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冯?施芬辛格所著《原细胞社会》，系统阐述了公元初没有家庭的社会的独特内涵；张丰云所著的《无性世界》走得远了点，引起了一些争议，但其对一个性爱还基本没有出现的社会的分析还是很严肃很精辟的。但我认为，此心理学派的基础并不牢固，事实上，超新星纪元孩子的心理形态与公元世纪的孩子是完全不同的，在某些方面，他们比公元孩子更幼稚；而在另一些方面，他们又比公元大人都成熟。超新星纪元历史和孩子心理，谁造就谁，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还有一些严谨的学者，他们不属于某个学派，但其超新星纪元史研究的成果还是很有价值的。比如A.G.霍普金斯，其著作《班级社会》对孩子世界的政体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本巨著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攻击，但大多是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而非学术原因，考虑到本书所涉及的领域，这也不足为奇；山中惠子的《自己成长》和林明珠的《寒夜烛光》，是两部超新星纪元教育史，虽然其中的情感因素都重了些，但仍不失其全面客观的史料价值；曾雨林的巨著《重新歌唱》，以一种严谨而不失诗意的方法系统地研究了孩子世界的艺术，这也是超新星纪元史研究中少有的既在学术界叫好、又在媒体叫座的著作……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的价值还需经受时间考验，但他们的研究本身是严肃的，至少没有出现过像《大如果》这样的东西……
“一提到我导师，你总是不够冷静。”在旁边看着我写字的弗伦娜说。
我能冷静吗？她刘静冷静了吗？我这本书还没出，她就在媒体上冷嘲热讽，说它“小说不像小说，纪实不像纪实，历史不像历史，不伦不类”。这种用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的行径，对超新星纪元史研究中已经不太纯净的学术氛围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的影响。
我这么写也是出于无奈。历史研究的前提是必须让历史冷却下来，超新星纪元这三十多年的历史冷却下来了吗？没有。我们都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超新星爆发时的恐惧、公元钟熄灭时的孤独、糖城时代的迷茫、超新星战争的惨烈，这一切都在我们的脑海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移居到这里之前，我家住在一条铁路旁，那时我每天晚上都被同一个噩梦折磨着，梦中，我在黑色的原野上奔跑，天地间回响着一种可怖的声音，像洪水，像地震，像大群的巨兽在吼叫，像空中的核弹在轰鸣。有一天深夜，从噩梦中惊醒的我，竟然猛地砸开了窗子，外面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在玫瑰星云照耀的大地上，缓缓行驶着一列夜行列车……在这种状态下能从理论层面上研究历史吗？不能，我们缺少理论研究所必需的冷静和疏离，对超新星纪元初历史的理论研究需要等它与研究者拉开一段距离后才能正常进行，这也许是下一代的事了。对于我们这一代的超新星纪元史研究者来说，只能把历史用白描方式写下来，给后人留下一份以历史亲历者和历史研究者两个角度所做的记录，我觉得目前在超新星纪元史学中能做的也仅此而已了。
但这也并不容易。我最初的设想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去写，涉及国家高层和世界进程时则用文摘插入的方式，这样写就更像小说了。但我是一名史学研究者，不是文学家，我的文学水平还不足以让我的作品达到从一滴水见大海的高度。所以我就反其道而行之，直接描写国家高层，而把普通人的经历细节用文摘插入表现。当年的孩子领导人现在大多已离开了他们的岗位，这使他们有很多时间接受我的采访，因此就写成了现在刘静博士所说的这本“不伦不类”的书。
“爸爸，爸爸，快出来呀，外面凉快下来了！”晶晶敲着窗玻璃喊，他的小脸儿紧贴在玻璃上，把小鼻子都挤扁了。我看到远处那些孤立的奇峰在红色沙漠上投出了长长的影子，太阳要落了，当然凉下来了。
但我毕竟是一个史学家，还是忍不住要做自己该做的事。现在对超新星纪元史的研究集中在对几个关键问题的争论上，这种争论还扩散到媒体上，越炒越热，而严肃的超新星纪元史研究者们对此发表的意见反而比一般人少。借此机会，我把自己对超新星纪元史研究中的几个热点问题的看法说一下。
一、超新星纪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两个极端的看法，其一认为自超新星爆发时就开始了，理由是宇宙的标志是纪元开始最权威的标志。这显然站不住脚，人类的历法的标志是宇宙的，但纪元标志只能是历史的；其二认为大移民开始时才是真正的超新星纪元初，这同样说不过去，因为大移民之前，甚至超新星战争之前，历史的进程早已越出了公元模式。我认为比较合理的新纪元开始时间应该是公元钟熄灭，有人会反对说，那时的历史还是公元模式的。但历史总是有其惯性，你总不能说耶稣诞生时全世界的人都是基督徒了。公元钟这个标志，无论在历史意义上还是在哲学意义上，都有其十分深刻的含义。
二、关于公元末各国用模拟国家的方式挑选孩子国家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败，特别是它的合法性。对这个问题我不想多说，即使是现在，那些认为这种方式不可接受的人也没有提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更别说在那个每个国家都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了。现在的史学界充满了这号自以为是的人，让他们认识自己的最好方法就是，他们亲自到架在两座高楼间的铁轨上去走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