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吴江，蒋捷真的是身无分文。他手无缚鸡之力，干不了重活，也出不了苦力。想当个教书先生，可是一个学生都收不到，因为元朝至少在那时已经不科考了，还有谁会送孩子去读书呢，他迫于生计，不得不和当地的农民打成一片，却发现，当地农民的名字都很奇特，什么朱五四，李十二，凌二十四，杜初一，一开始蒋捷一位这些人虽然是农民，但祖上可能是搞数学的，但随着蒋捷认识了更多的人，蒋捷才发现几乎所有农民的名字都是这个样，是元朝政府下了强制命令让农民必须把名起成数字，毕竟，起一个类似逸轩、瑞祥这样有文化涵养的名字，蒙古人也看不懂。
很快，他在大街上收到了元朝最新宪法宣传单，很多老百姓不识字，请他来读，他就一字一句地读：我大元境内人分四等，蒙古人是第一等人，其地位最高，蒙古人杀蒙古人，需要用与其身体重量相等的黄金赔偿，第二等人为色目人，第三等人为北方原金朝所属地之人。
蒋捷念不下去了，看到最后一句话，他瞬间泣不成声。
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写的：第四等人是原宋朝境内之南人，他们的命最贱，蒙古人杀南人，不负法律责任，色目人与金人杀南人，需用与其身体等重量的牛毛赔偿。
他哭了，哭了很久，哭的很伤心。
这份亡国之痛，谁又能体会到呢？老百姓在宋朝受官府的剥削，到了元朝还是受官府的剥削，只是地位下降了一些，他们又怎么会与蒋捷感同身受呢？
哭着哭着，蒋捷只觉得肚子咕咕直叫，他擦干眼泪，只好收拾心情，整装出发。
这不是过去那个衣食无忧的时候，自己一天不干活，就一天没有饭吃。
他一天天的东奔西走，只为有口饭吃，别的干不了，只能替别人抄抄农书，勉强混口饭吃，可是农书的需求并不高，因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普遍不高。那为什么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呢？因为蒙古老爷收很重的税，农民心想，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反正干得多了，也是一无所有，干得少，也是一无所有，很多人索性就成了无业游民。
终于有一天，蒋捷吃了顿饱饭。那一天，村长的儿子结婚，村长大摆喜宴。蒋捷喝到了自己很久都没喝到的酒。酒足饭饱，摸摸口袋，拿出了一支毛笔，看来，这用来营生的命根子还在，他赶快找到邻居，问他需不需要抄写本的《牛经》。他在心里已经想好了推销用的广告词：牛经好啊，牛经妙，用了牛经，家里的老牛哞哞叫！牛经可以相牛，养牛，给牛治病，牛经用处多呢！可是这广告词用不上了，邻居不答应，只是摇摇头。
他感慨着，高不成低不就最让人难受。
他心中还怀念着故国，一天，他用自己几天抄农书挣得钱买了一幅最新版本的大元地图。
他很想找找大宋的首都临安在哪里，却发现根本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