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出于佛道两派之争的缘故。
而另一方面，是因为佛门本身也不是铁板一块，中原佛门各派对这个所谓的“佛门圣地”并不十分认同，反倒颇为排斥。
早在东汉永平年间，就有诸多婆罗门国的佛门高僧相继来到中原布道，遍传佛法，南朝梁国的佛门八境涅盘境高僧慧皎就曾经撰写了一部佛门史书——《梁高僧传》，以为佐证。
书中曾有言：
“佛陁耶舍，此云觉明，罽宾人，婆罗门种，世事外道。”
“求那跋陀罗，此云功德贤，中天竺人，以大乘学故，出号摩诃衍，本婆罗门种。幼学五明诸论，天文书算，医方咒术，靡不该博。后遇见阿毗昙杂心，寻读惊悟，乃深崇佛法焉。其家世外道，禁绝沙门，乃舍家潜遁，远求师范，即投簪落发，专精志学，及受具戒，博通三藏。……元嘉十二年至广州。”
由此可见，早在北魏太武帝时期，就已经有确切的关于来自婆罗门国的高僧的记载了。
而汉唐之际，亦有不少婆罗门国云游之士与中原士人的故事，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后世诗人刘禹锡的那一首赠诗。
刘禹锡患眼疾，据传是青盲症，经婆罗门教士用金蓖术治好，故有赠婆罗门僧诗一首传世，其诗曰：
“三秋伤望远，终日泣途穷。”
“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
“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
“师有金蓖术，如何为发朦？”
前朝隋也有自婆罗门国传入国内的《婆罗门诸仙药方》二十卷等丹药仙方典籍。
就连占据中原佛门正统地位数十年之久的唯识宗创派祖师玄奘大师，也受婆罗门国的佛法影响甚深。
玄奘所翻译的《西域记》卷二云：“其婆罗门学《四吠陀》，一曰寿，谓养生缮性；二曰祠，谓享祭祈祷；三曰平，谓礼义、占卜、兵法、军阵；四曰术，谓异能、伎熟、禁咒、医方”。
由此可见，中原之地与婆罗门国并非没有往来，之所以苏鹤等大唐修士对婆罗门国了解甚少，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原佛门对婆罗门国的态度。
自佛法传入中原王朝以来，经过多年的演化和发展，到如今已经有了各种不同派别。
唯识宗，法华宗，三论宗，净土宗，华严宗，律宗，禅宗。
加之开元年间传入中原的最后一个流派——密宗，汉传佛教八大宗派已然形成。
尽管这佛门八派都是信奉佛法，以修成真佛为最终目的，但彼此之间创派祖师不同，立派所依佛门典籍不同，门规不同，道义也各有侧重偏差。
因此在招收弟子、争夺中原正统地位等事情上，逐渐产生愈来愈深的矛盾。
同为汉传佛教，尚且如此，何况与他们讲义差别更大的婆罗门国佛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