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向东洋人置办的银行贷款很困难，他们不相信韩国人的技术，所以，在技术要求高的矿业方面，韩国人的份额最小。
东洋殖民当局的统治，加强了韩国人的商品经济意识和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1920年底，韩国人的工厂只有99个，到1931年底达到2424个。此外，随着20年代开始的工业发展，人力资源也得到相应的开发。到1944年，制造业部门有1900多个韩国工程师，矿业1300多个，服务行业有2000多个；韩国人中总共有专业技术人员27900人，管理人员7200人，公务员和其他白领172000人，服务员和小商122100人。
东洋人依靠剥削韩国工人进行原始积累——根据韩国总督府1929年对雇佣数在50人以上的企业的调查数字，东洋国成年男工平均日工资2.32圆，韩国成年男工平均日工资1.00圆；东洋国成年女工1.01圆，韩国成年女工只0.59圆。韩国工人实际工资可能比这还小。
另外，资本家还雇佣男女童工，他们的日工资只有0.30元到0.40圆。而这种工资制度鼓励了东洋国的移民运动，到韩国当资本家或工人贵族，形成了韩国半岛的居民资产阶级化。
农村的高地租和工厂的低工资，造成韩国广大下层人民穷困。这又进1步影响到教育。普通人家省吃俭用，也只能使孩子上完小学，能上完中学的很少。尽管如此，韩国在日治时期教育发展得还是比较快的。总督府把东洋的教育体制搬到韩国，推动教育扩张。
1912年，韩国在校小学生4.5万人，1922年上升到23.6万人，1942年达169.5万人；1945年在校中学生83500人，大学生7800人。
1944年，韩国半岛南部的1700万人口中，识字者966.7万，文盲733.3万，识字率高达57%，这个数字在当时第3世界国家中是最高的。
1938年后，东洋殖民者禁止说朝语，在2战结束前，说朝语甚至被逮捕。这样的结果是懂日语的人从1913年的0.6%升到1945年的15%，在2500万韩国人中，约有375万人懂日语，约50万人说日语。东洋是世界最大的翻译国之1，并且是西方著作的最大翻译国。韩国在当时所达到的这种教育水平，对其以后发展的影响不可估量。
总之，在日治时期，东洋人以强迫的方式把大量的现代事物强加给韩国。这种强制性现代化，缩短了社会级慢进化的时间，客观上造成了韩国的追赶型发展。
但在另1方面，东洋国的殖民统治损害了韩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强制现代化又超出社会的承受能力，结果激起韩国人民对现代事物的反感。
在日朝合并前，韩国社会没有受到现代性的真正触动，1边是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1边是封建主义的束缚，广大人民1直处在极端落后愚昧的状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散漫的、糊口水平的农业社会生活。
同旧华夏的广大人口1样，旧时代的韩国人民习惯于儒教的传统的统治方式，重人情、讲关系，不重法律，不讲原则。而且韩国半岛的老百姓习惯于给官僚送礼，请官吃喝，搞好“关系”，遇到问题也可以通融。官僚也习惯于吃嘱和受贿，在酒席桌上变卖国家的原则。只要在官府找到靠山，日子就好过得多，税收可以减免，即使触动了刑律也可以买通官府而得到宽大处理。这种注重人情的风尚是对不平等制度的补充，给予韩国人许多的安慰。
但东洋人把这1切突然地改变了——东洋官僚机构的相对廉洁和讲效率在世界上是有名的，在东洋官僚的统治下，1切都按照韩国总督府的法律和命令行事，没有通融的余地。
1910至1919年期间，韩国人连杀1只猪、狗或鸡，都要牵到指定的屠宰场，因为要讲卫生；兴修水利、公路和工厂，强迫地挖掉韩国人最重视的祖坟和“风水宝地”；连为节约而采取的公共祭祀、以及保护森林、改良品种等，都用警/察和宪/兵来强制推行。这种强迫式现代化，用苛刻的、无所不在的、非人的法律强迫韩国人民，只能使他们同现代性疏离。当时流行的1句俗语“宁在亲爹面前受苦，不在后爹面前享福”，就是这种情绪的最好写照。
东洋殖民当局在韩国半岛推行现代化有两个特征：1是自上而下的强迫；2是东洋国移民的替代。——当东洋人的政府、东洋人垄断的官僚机构、东洋人垄断的经济、占据事业单位的重要管理位置，这就意味着当70万东洋国移民撒走后，1个高效率的发展机制就会即刻瓦解，韩国半岛旧式官僚体制的正治传统就有可能重新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