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工厂制造局这两个产业安排完毕，陈文强又把盐运使的职权充分使用。派人巡视广东各盐场，裁撤冗员，实行现代化的生产和管理办法，提高产量和质量，降低成本。同时，陈文强开始在智囊团的策划下，改革广东盐政。
说到盐政，在整个清朝时期也进行过数次改革。但官场的**，监管的缺失，朝廷对利益的追求，使盐政由纲法而变为票法，经过数十年的流变，却重新回归到纲法的旧路上。
而通常来讲，制度变迁有两种类型：诱导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纲法在实施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对现存制度有强烈的需求，这是制度的锁定效应，即制度的路径依赖模型。在这种情况下。靠自发的需求诱导制度变迁，是不能够实现转变的，这种锁定状态的打破必然要依靠引进政府的强制性行为。
陈文强有勇气，有魄力。但对改革也慎之又慎，只是在广东试行盐政改革。
首先是废盐引而行盐票，使盐业向更多商人开放。只要到盐政衙门领票就能经营，盐业行销的地界大大拓展，来去自由。官府按票加税，持有盐票越多的商人。税负越高。
其次是官运商销，利用广东的沿海优势，雇用联合公司的轮船，将盐批量运至各沿海港口，各盐商可凭票在就近港口仓库领盐。
再有一项则是官督商销：由盐运使衙门主持，召集各地盐商抽签选出盐商协会，与盐运使衙门确定加价额度，大致以二成为最高限价，以盐场出盐成本为最低限价，尽量避免恶性竞争，形成大商吞小商的垄断局面。
最后一项改革措施则是废厘为税，有票运盐，在广东境内各厘金局不再收费，减少运盐成本和盘剥环节。
纵观有清一代的盐法变革，无非是在纲法（盐引）与票法之间游走。票法之精髓，当在商人持票运盐，自由竞争，不得世专其利。故票法之利，利在小商小贩，小商多则大商不能垄断，商无垄断权力，恶习必少，官场积弊亦少，浮费得以减轻，本轻利厚，因而运销两旺，官府商人与民众各得其所。
事实上，陈文强的改革措施有创造，却也有抄袭。但他和智囊团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革除了纲法的积弊，也弥补了票法本身的致命缺陷，更使官商勾结的机会大大减少。
不管你是大商人，还是小民贩，只要在各地盐运使衙门持银领票，领到的盐的价格几乎是相同的。规模化的运输和就近取盐减少了个人运输的成本，废厘为税减少了盘剥环节，限价最大程度地避免了恶性竞争……
总之，改革的措施是相对周全的，作为暂行办法也不是不能进行调整和完善的。当然，这些改革肯定会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诋毁和反对，陈文强对此是有心理准备和防范措施的。
没办法，改革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利益重新分配与调整的过程。特殊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必然纷起而攻之。而这些人，自然是盐引制度的“时窟穴盐利之官胥吏”。
但陈文强决心已定，雷厉风行地开始实施这项迟到的改革。从而，那张充满魔力的纸片变成了废品，使靠盐引赚取垄断利润的盐商失去了特权，使普通百姓感到了盐价大降的政策红利。
接二连三的举措令人瞠目结舌，厘金局与巡警总局合并办公，各地的厘金所该撤的撤，该合的合，各所领导也重新委派。厘金重新确定，按照不同商品有免有减，也有增加的。
比如凭票领取的食盐，厘金全免；本省农产品，厘金豁减大半；本省工厂企业制造之产品，厘金减半；洋货，厘金加倍……
从以上也可以看出陈文强的思路，那就是变相地扶持民族工商业，打压洋货的销售，涉及到民生方面的更是予以优惠。既然他无法在关税上进行保护，对于洋货在销售渠道和终端予以遏制，也就是唯一的办法。毕竟洋货也多是要靠国内的商人经销，只要他们觉得经营成本提高，自然也就会丧失贩卖洋货的积极性。
新任两广总督袁树勋尚在路上，张人骏是胡混等待，广东就只剩下陈文强在上蹿下跳，挥舞着各种权力大棒，刮起了改革的旋风。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广东风气开放得早，几任总督都重视教育，这也为陈文强的改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广东法政学堂两广高等工业学堂两广方言学堂的大批优秀毕业生被陈文强招揽聘任，还有警察队伍中抽调的精干者，将被委以盐运厘金制造局地方警察局等各机构的官职，分赴广东各地，将陈文强的改革措施落实到位。
从表象上看，陈文强干得风风火火，涉及到了方方面面的改革。而他自己把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哪里了呢？答案或许会让人吃惊，其实陈文强一直关注着清乡剿匪，一直在招募扩充警察队伍，一直要彻底扭转广东的治安。
其实道理并不难理解，陈文强想革除弊政，想鼓励扶持民族工商，想把广东这个蛋糕做大，一个相对安定的发展环境就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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