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知孝从窗口里探出身子，他吃完了饭，把漱口水吐在花畦上，说：“怎么，要回家？”
江涛说：“我父亲求人送了信来，运涛在济南，被押进监狱里。”
严知孝吃了一惊，呆了半晌，才问：“为什么事？”
江涛说：“他说，早去几天，可以见到面。晚去，就见不到面了！”
严知孝沉思了一会，才说：“这样厉害的事情？”说着，把两只手扣在胸前，鼓起嘴唇，撅起黑黑的短胡髭。脚尖磕着地，发出有节奏的声响，老长时间不说什么。看样子，他有四十五六岁年纪，高身材，长四方脸，挺恬静。
严萍从墙头上跳下来。说：“什么塌天大事？”说着走进屋里。
江涛并没注意到她，只是对严知孝说：“我父亲还说，无论如何请你给济南的朋友写个信。知道你朋友多，请你设法求点情……”
“求点情吗？”严知孝吧咂着嘴唇，象在深远的回忆：“咱不在政治舞台上，是朋友的，也该疏隔了……济南吗？倒是有个人。”他沉默了老半天，摊开纸，拿笔蘸墨，但不就写，眼睛看着窗外，象有很多考虑。嘴里缓缓地说着：“动乱的时代呀！运涛是个有政治思想的人嘛，怀有伟大理想的人，才会为政治牺牲哪！我年幼的时候，也是这样。一说到为了民众，为了国家，心里的血就会涨起潮，身上热烘起来。五四运动，我也参加过，亲眼看见过打章宗祥，烧赵家楼。读过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可是潮流一过去，人们就都坐了官了。我呢，找不到别的职业，才当起国文教员。象我那位老朋友，他在山东省政府，当起秘书长来。当然哪，他是学政治的，我学国文嘛。我教起书来，讲啊……讲啊……成天价讲！”他说着话，铺好了纸，写起信来。
严知孝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北大国文系毕了业，一直在保定教书。除了在第二师范教国文，还在育德中学讲国故。对诸子百家很有研究。他从家里拿些钱来，买下这座小房，打算在这里守着他的独生女儿养老。他好清静，不喜欢象父亲一样，忙于应酬，奔波乡里之间的俗事。当然这些事情也短不了找到他头上，能推出去的，就尽量推出去。他经过中国近百年史上战乱最多的年代，亲眼看到战争给与民众的疾苦。他对军阀政客嫉恶如仇。每当给一个新的班次讲课，总是先讲《兵车行》，讲《吊古战场文》。每当一班学生毕业，都要讲墨子的哲学思想。
他写好信，仔细粘好信口，用大拇指甲把浆糊光了一光。用两个指头捏起信角，放在桌面上。说：“去吧！到了济南，你就去拜见他。这人和我是金兰之交，能维持的，一定维持。不能维持的，也可以求他给个方便之处。……”他说完这句话，又沉思着。用手掌把信摁在桌面上，说：“可是现在换了当权，他们比封建官僚严格些，尤其在政治问题上，就越发的利己主义了！”
江涛立在严知孝面前，眨巴着长眼睫毛听着。严知孝又说：“自从国民党北伐成功，安起国民党部来，门上画了青天白日的党徽，墙上写了蓝色的标语，还是一本正经的喊着打倒帝国主义，铲除贪官污吏。可是不久，阎锡山和张作霖也挂起青天白日旗，贪官污吏和党国要人们书信往来，互相都称同志。人们今天盼北伐军，明天盼北伐军。北伐军来了，只是多添了些新军阀和新政客。对于平均地权啦，节制资本啦，反倒连点消息都听不到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连提也不敢提。咳！既不是那样的颜色，也不是那样的货物了！于是，在广大民众里，流露的一些革命热情，也就冷淡下来。人们都说，这是换汤不换药，也不过如此而已！”
江涛拿了信走出来，出门走不多远，背后一个清脆的声音叫住他：“江涛，你早点回来！给我从济南带点儿什么希罕东西来，嗯！”
江涛回头一看，有两只俏丽的眼睛，从墙角上露出来。江涛又立住，停了一刻。说：“嗯……好！”他点着头说：“我给你的书，你可要看完，吭！”
“唔！你就去吧！”那两颗黑亮的眼睛，又从墙角上缩回去。
于是严萍，一个穿着瘦瘦的黑纱旗袍的细高身影，又映在他的眼前。她直爽、活泼，热情，爱把头发剪得短短，蓬松着，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方口平底皮鞋。细看起来，好象眼瞳有点儿斜，爱把两颗黑眼瞳偷偷地靠在鼻梁上看人，靠得越紧，越显得妩媚。不注意的人，看不出来。注意的人，并不认为是什么缺陷，反觉得她更加美丽。江涛经常把自己喜欢的书籍给她读，她也偷偷地对江涛说过：“我向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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