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什维克和托洛茨基口头上表示同意，而在行动上却向自发势力让步。而我随着他们也在让步。也许，3～4日的可怕经验会迫使人们回头看看。也许，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止奔向深渊。
另一方面则是党的分裂。在政策上，在中央和地方的都有派别存在。
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党团内，争论都很激烈。托洛茨基主张抵制预备议会，中央整整有一半人支持他。另一半人则主张利用这个讲坛，在中央维护这个观点的有我，在党团内有李可夫、加米涅夫和梁赞诺夫。
10月31日我们形成了一个类似右翼布尔什维克联盟的东西：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我、梁赞诺夫等。左派以列宁和托洛茨基为首。他们有中央，而我们这边是各个工作部门的所有领导人：市政府、工会、工厂委员会、军事方面、苏维埃方面……
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随着党的错误的加剧，他的行为也越来越消极，很可能被淘汰出革命行列。
卢那察尔斯基的战斗热情：
首先，是很积极地投入了他的激情，渴望革命深化，甚至不惜生命。
党推选我为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我更感到高兴的是，在我面前又展开了可能是广阔的从事市政活动的前景。
最为重大同时也是最为可怕的情况，是德国人的军事胜利。局势极度危险。我只说一点：我要和彼得格勒的工人们在一起，直到最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同他们分担一切痛苦，直到最后。工人对我十分信任。
我，说真的，本已经准备“与心爱的生命告别”了。回避战斗，我是怎么也不愿意的。政治形势尚不明确，但向左转是显然的……
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之后，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苏维埃、莫斯科苏维埃中取得了多数。我们正在日益向上。我们正在组建一个好的司令部，而且表现得越来越沉着。
其次，看到布尔什维克的能力不足后，发现我们的行动像是一场赌局，很是无可奈何。而他就只能是一个人道主义者。
苏维埃有力量拯救*和革命吗？看来并没有。但是，某种机会还是有的，而立宪*党人却一点机会也没有。
从政治上，我当然同布尔什维克态度一致。我很清楚，*不转到苏维埃手中，就拯救不了*。固然，还有一条出路-建立纯粹的*派联盟，但为此目的而要求所有方面都表现出足够的善意和政治智慧，看来是一种幻想。
在政治上我维护这种主张，同时实际地建议市府采取措施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同流氓、同毁坏粮食和酒精仓库的行为作斗争，组建红十字会，等等。
再次，因为牺牲实在是太多了，他良心不安，只能寄托于将来会少一点牺牲，我们的活动还有些意义，即使历史大踏步前进。
真是可怕的时期。处于尖刀的顶端。多少苦难，多少辛酸，也许它们要促使我们过早死亡。但是，生活在充满伟大事件的时代毕竟是幸福的，在这个时代，历史不是在懒散朦胧地慢慢踱步，而是像一只飞鸟在没有道路之处展翅翱翔。
但在冬宫还是发生了破坏和冲突（没有发生*），为此承担责任是可怕而沉痛的。有什么办法呢。这样做也许能使和平更快来到。什么也不会比在前线继续进行骇人听闻的“合法”杀戮更坏。不管怎么说，暂时牺牲极少。我惊恐地想，牺牲会多起来吗？我一直在清晰地设想苏维埃*面临的所有令人抑郁的困难。但是，困难比所有的预想超出一千倍。
那么，将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联合其他势力吧！这不仅是解决现实问题所需要的，也是最好的出路。
第三条路线：没有监督成分的**。在存在一个强大的布尔什维克反对派的情况下，或者是在他们参加整个*派组成的政府的情况下，召开立宪会议的困难很大。但这是较好的出路。
夺取*总算轻易完成了，但是保持*呢！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甚至连国际主义者，都断然抵制我们。市杜马对我们十分恼火。市民、知识分子，乃至所有人，都是这样，除了士兵和工人，也许还有某些农民。北方方面军加入了我们一边。罗马尼亚方面军则坚决反对。关于另外两个方面军还没有消息。从莫斯科也没有消息传来。外省消息不多。目前是可怕的、令人胆寒的孤立和疯狂的恼怒。而困难呢？粮食供应任务极为艰巨。到处都衰败崩溃，并且从各个方面袭来！甚至即使把一切力量集中到一起，*可能也无法摆脱这种可怕的境况，而我们必须仅仅依靠布尔什维克的力量来拯救*。形势极端危险、极端严重。
*派联盟是一条出路。我、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表示支持，列宁、托洛茨基反对。
单靠自己，我们什么也不能搞好。社会主义者是否会参加单一的*派内阁，我不知道。但是，没有这一条，应当说，除了毁灭，革命没有别的出路。
如果不如此，而仅仅是相信暴力的作用，那我只有离开，虽然很痛心！这里的暴力有三种表现，恐怖，报刊管制，军事强权。
11月10日我将和政府的同事们一起走到底。但是，从事恐怖活动，不如投降。我是不会参加一个搞恐怖活动的政府的。我要离开，等待命运的安排。我们被包围在什么样的敌视之中！真感到心痛……
11月11日，有一些措施我很不赞同。例如，不仅资产阶级报刊，而且连社会主义者的报刊也遭到长期禁止。诚然，它们曾对我们横加挞伐。但是，即使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为强制措施承担责任总是可怕和沉重的。
12月1日我们的那些布尔什维克军事粗人不断在犯大量的严重错误，这让人心痛得皱紧眉头。又有什么办法呢？要知道，就是那一方面，即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也在疯狂地同我们作斗争。强硬的*，天啊！是必要的，这一切不得不咽下肚去。
还是不能离开政治，可是到了最后，我们只剩下了无产阶级和士兵，其他的一切都失去了。所以，作为文化工作的负责人，证明他失败了，他很痛苦。
12月6日知识分子都非常地仇视我们。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和士兵们仍然热情地支持我们。但是，之所以有这种支持，是因为我们暂时还未被证明是应付不了令人绝望的局势中的所有困难的。我们能应付吗？官僚们的抵制严重地妨碍着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军事当局和司法当局一直在犯右的和左的最令人苦恼的错误，为这些错误承担责任真是心情沉重。
所以，这时的他还能怎么办呢？小心翼翼的做人而已。
右派因我的“辩护”而对我十分恼火！左派也对我的模棱两可而心中有气，最后，双方都意识到，是我们在最紧张的时刻使他们避免犯致命的错误……
社会的变动不仅带给人民出人头地的机会，也给大家的心理情绪造成一定的冲击，这一定成幅度上展现了社会的承受力，展现了卢那察尔斯基富有人情味的一面。充分表明，社会的安定才是人们的共同愿望。
卢那察尔斯基的恐惧情绪：
作为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原来他也有恐惧，随时可能会死。
7月18日刚刚给你发了一封电报，以便让你至少知道我活着。
我多么需要你！你们两人是我最神圣的安慰。昨天死神曾在彼得堡上空徘徊。
愿命运之神怜悯人类和俄罗斯吧。
但在关键时刻，他却被抛弃了，无所依偎，这在风雨飘摇的时刻更加剧了他的恐惧感。
留在瑞士吧，至少也要等到恶浪稍见平息再说。
苦闷，现在在这里生活真是苦闷。革命正体验着巨大的幸福，但这是有点可怕而痛苦的幸福。
经过7月4日那一个疯狂的日子以后，不管谁对谁错，我们国际主义者-左派社会*党人，成了某种被遗弃的人。这要延续多久，只有上帝自己知道。
未来在哪里，在付出了代价之后我们会得到什么？也许得不到什么，没有那么重大的意义，那我们付出的是不是有些太多了呢？可以说，他现在恐惧的已经不再是他的身体了，而是怀疑自身的社会价值，意义。
一个问题：苏维埃在道义上的威望能够保持下来吗？如果能够，那么一切都会逐渐好转。如果不能，强大的反动时期就会来临，尽管不会长久……
7月26日但是，历史上的惊人事件和伟大事件只能以苦难作为补偿。在人类前进的道路上我们的苦难不会是徒劳无益的。另外，你也和我一样相信，爱和精神是不朽的。只是爱和精神要多一些……高尔基变得温和了。
局势混乱而又危险。我们可能前进，也可能后退。
迷茫之后就是绝望了，一切都是脆弱的，党有可能已经不相信我了，那我还相信它吗？听天由命的无所谓态度已经表明了他的宿命论色彩。而今，所有一切在他眼里都是神话，我们可能同归于尽。他最终走上了否定自己的态度。
11月3日这是一个严酷的时期。看不到丝毫光亮。情绪接近于悲怆的绝望。俄罗斯的身体是羸弱的，它已精疲力竭。饥荒蔓延，濒临崩溃。一切都听天由命。
11月9日我已经不恳求命运让我看到你们，但是恳求能使我的信到达你们那里！周围海空-片汹涌。看不到一丝光亮。对社会主义的义务将会完成。走着瞧吧。我什么时候着手工作呢？要等到有可能至少进行某种组织工作的时候。
11月29日高尔基家，现在是我们的凶恶敌人，我因而避开他们。
天哪，在整个市民中，在所有妥协派社会主义者中，仇视达到了难以估量的程度。局势如此，每次写完信都不知这是否是最后一封。我很容易会被关进监狱。
这是一次艰难的登山宗教*。*多半仍然具有虚幻的性质……
四卢那察尔斯基主张通过智育使学生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
卢那察尔斯基主张通过智育使学生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
卢那察尔斯基主张通过智育使学生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智力发展的人。他说：这种人“对所有的一切都一般地、大体地了解，他有自己的专业，精通自己的业务，但对其他的专业也可以自豪地声明：人类的一切知识我都不陌生”。他认为，人与其他一切动物的差别就在于知识，在于从教育过程中获得的对付自然的力量。人类社会拥有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巨大财富，不断增长的财富，每一个新的一代人都更上一层楼，因此，人通过掌握知识就获得了巨大的遗产。卢那察尔斯基反对不学无术者、坐享其成者、醉生梦死者、养尊处优者，提倡每个人在某一领域自己去创造和埋头工作，用个人创造性的紧张劳动，用自己的心血和脑汁去为人类实际地创造重要的成果。因为没有普通教育的知识，没有自己的专业，那他的政治觉悟也只不过是空中楼阁。但是，他也明确指出，“在短短一生的条件下，一个人要知道一切是不可能的，要把全部科学知识都装进自己的脑袋也是不可能的。”在他看来，一个真正正确的人类社会是通过劳动分工来获得尽可能多的财富和知识的共同财产。
还有，卢那察尔斯基强调体育是其他一切的基础，以使学生能和谐地发展自己的一切器官，发展自己的体格，成为一个身体强壮的人。他反对体育被弃置不顾、退居学校工作末位的做法，明确指出：“没有正确的卫生保健，不正确地组织体育运动，我们就永远也不能获得健康的一代。”在他看来，苏维埃学校不重视体育，就要犯极大的罪过。